【凝视世情】
七月中旬，华总领导人面见首相慕尤丁后，宣称慕尤丁个人盼望承认统考而引发争议。其中华总永久名誉会长指当前乱局是政治人物的权力斗争，呼吁华团应暂观望，不要公开讨论及向政府施压有关华社关注的议题，以免被利用卷入权斗后冤枉遭殃。为求自保应“静静就好” ，把重心摆在疫情下的生存与生活问题。
这颇具“现实感”的直白言词，恐怕说出不少华团与华人对政局的心里话。希盟执政后，在原有族群政治思维框架下，被认为能替华社发声的行动党，与其他盟党权力较为均衡，华团众声喧哗要求兌现競选宣言。
然而，国盟取得政权后，犹如返回国阵时期，且马华公会较以前更趋边缘，不太被期望能有什么发声分量。所以这半年来，除防疫因素外，华社“识时务”者对新政局的声量降低许多。
此类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展现了“力的秩序”的逻辑，即谁掌握更多权力，谁就能“话事”且享特权。这也显现了华社许多人自身未必意识到的症候，且这类意识可能展现了跨世代的一些共同特性，影响许多华人在日常里的信念与实践，以及対各种问题的理解与反应。
潜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上述所指态度的意识基底，很可能源自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它潜移默化地进入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现於华社许多人的日常实践。
社会达尔文主义原是由史宾塞 (H. Spencer) 在十九世纪时提出，他将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进化论”中解释生物进化的理论，应用于人类社会，认为人类历史与社会是一直进化的“进步”过程，且遵循所谓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 ( 汰 ) 、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法则。
此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长期形成和运作，基本上是在生存与竞争压力下的自然结果，彰显地是人类不断适应自然的过程，且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人与自然的生存竞争，也适合国家与国家、人种与人种之间的竞争。而个人应当主动去顺应环境，能更好地面对环境者，比不能主动适应者更易于存续和“成功” 。
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认为倾向命定论(宿命论) ，是一种现状哲学，认为现实难以超越。它也认同与赞扬个人、团体、种族或国家之间，不受管制和干预的竞争，甚至认为帝国主义是种族淘汰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不适者就该被淘汰是自然定律。
在后来的发展中，此学说被挪用其中以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则，却遮掩了社会中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过程，且以结果肯定过程，忽视对于资源分配与权利的不平等。
殖民时代达尔文主义的萌芽
在马来(西)亚的社会脉络下，从英帝国殖民的十九世纪末叶后，其殖民治理也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对殖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来说，生物上的“适者”与“不适者”的选择标準，是以社经地位或种族(race)来呈现，其中预设了各个种族之间素质的差別，是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这也可以合理化殖民者的种族偏见和不平等，建构殖民者的优越地位。
在这样的治理思考与论述下，白人殖民者的优越性得以被正当化与制度化，而被殖民统治的各个种族(族群)，也被贴上各种负面标签与汙名化，譬如建构“马来人懒惰论”或“华人富裕论”，强化种族(族群)阶序与素质的分类，从中更合理化优越种族(族群)对其他群体的歧视与压迫，埋下马来(西)亚社会中各族群之间，彼此相互歧视与妒恨的心理状态。
而中国也在十九世纪末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中国的历史学者许纪霖指出，此学说为中国提供了一条富强道路指引，且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的经世致用，以及法家的富国强兵相结合，形成近代中国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潮流。这股潮流在政治上表现为对强权的崇拜，“力”是最高价值；在日常生活型态上则以生存为第一信条，忽视精神、文化、价值与意义等层面。
对于为生存从中国到马来(西)亚的早期华人移居者而言，南来时可能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已有认识或萌发相关意识，且较能适应英殖民者的“适者生存”治理方式，寻找妥协与迂回的生存之道，“识时务”地迎合外在不断变化的“现实”，在这块陌生之地落地生根，其中历经艰辛的打拚过程。
华社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契合
马来(西)亚独立后，政府以顺应当时新兴国家渴望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主义思潮，做为建设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且以西方国家为学习楷模，希望能快速加入现代化国家行列。
这套思想延续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精神，强调竞争与“进步”，认为必须跟随世界趋势，适应大环境者才能生存，而“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主旋律。
不仅是国家与社会，个人也必须强化实用和功利为目的的竞争力，且强调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功，若有人无法取得成功，该归咎於是个人，与他人无关。而这简化了社会环境对个人的作用力与影响，弱化国家对于整体社会平等的责任意识。
华社长期的主流意识中，与国家主流的现代化和发展主义相契合，也分享了近代中国主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理所当然的“现实”原则，就算不喜欢也必须接受和面对弱肉强食的世界。
在不公平与扭曲的社会结构中，国家的制度与政策遭受各种破坏，譬如盘根错节的贪腐问题，且社会保护机制也不足。许多华人的成长过程中，深刻体验现实的丛林法则，确认弱肉强食世界的真实性与必然性，认为必须靠自己与“识时务”，才能自我保全和争取出头天。
通过个人的竞争与努力，或者以各种手段和路径，快速翻身和改变命运，达成“发大财”的愿望，以满足各种欲望，包括爭取可能的权力，形成在华社里强调的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
过度功利且现实的生命观
在“强权主宰，赢者通吃”信念下，在教养与教育场域里，不同世代迄今仍复制同一场景，许多家长和老师都会告诫孩子及学生要努力念书考好成绩，日后才会有出路，有本钱面对现实的竞争环境，过实在的幸福生活。但是“幸福”是什么 ? 基本上是建立在“崇尚物质”的想像基础上，追求衣食住行与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
至於探问和追求价值与意义，会被认为是太理想的事，也不需自寻烦恼和费力追问有关人生的大哉问，强化“现实即合理”的意识，但也忽略过度竞争等引发的问题，且不在意甚至否定价值与意义的重要性，至於生存与生活的目的，经常被简化为通过竞争取得主流认可的“成功”。
在主流功利的“成功”定义下，以成败论英雄，“失败者”是个人的问题，该被瞧不起，譬如对所谓“好手好脚”的街友，予以鄙夷与歧视。在现实生活里，分享崇拜强权和崇尚物质的功利主义与物质主义内涵，长期存在反智和贬抑知识倾向，而追求理想经常被贬低为空想或幻想，是缺乏现实感者不踏实的借口。
虽然现今华人接受高教的机会更为普及，但面对本土学术与知识底气不足，大学环境越趋商品化，学生在学科选择上，更着重具前途与实用的科系，与外在消费社会强调功利和物质意识的发展契合，使得弱肉强食和现实等意识，在不同世代中展现了相当的延续性。
崇拜权力与崇尚物质的秩序
社会达尔文主义原本强调“机会平等”，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成功的可能性，政府与社会应该做的，只要赋予人们机会就可以了，不应做过多的扶持与干预。但是延续英殖民治理的一些马来政治菁英，认为独立后各族群的起跑点不同，这将无法给予机会平等，形成合理的竞争，因此展开新经济政策等政策和措施扶持马来族群，调整各族群在各层面的差距。
但在这过程中形成明显的制度与政策歧视和偏差，“马来人特权”衍生各种贪污与裙带资本主义等问题，更大程度压缩其他族群的权益，不公平政策让非马来人产生被剥夺感与不满，其中华社试图强化族群认同和坚守传统文化，抗拒国家的压迫。而长期以来不少华人有关学习国语、英语和华语的优先顺序和投入程度，纠结各种因素，但恐也与殖民时代存续迄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有关。
基本来说，主要奉行发展主义的马来西亚政府，在族群政治和新经济政策等运作之下，让许多华人相当不满与沮丧，认为隐含种族主义的歧视，破坏了原本该有的公平竞争与绩效原则，拖累社会与国家的发展，使国家丧失竞争力，且经常以新加坡作为例子，证明华人在竞争上的优越性，若能更好实践竞争原则，马来西亚会更不一样。
政治价值推广与深耕的艰难
学者曾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去价值”与“去伦理”的“力的秩序”，以维系国家持续的富强。再加上许多人经常将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s) 混为一谈，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权利意识的传统，经常认为谁的地位高，拥有的权力就大，拥有的特殊权利就多。
这种状态在本土华社中也颇明显，即在政治上表现为对强权的崇拜，对个人与群体权利的认知不足，且经常混淆权力与权利的不同；在日常生活上以生存为最高原则，忽视精神、价值与意义等层面，以及这些元素对于个人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1980年代后华社出现倡导“民权”与“公民社会”的呼声，特別是在文化与华教场域，华社知识分子与文化精英为突破面对国家压迫的被动抗争困境，试图建构新的实践方略和论述，将素朴却深具影响力的文化民族主义动力进行转化，以民权、民主和多元文化主义等价值及观念的平权意识为基础，捍卫华社的文化权利，抵抗和挑战国家霸权的压迫，也期待更多人掌握与实践公共生活中，有关自由、平等及民主等价值意识，打破族群间藩篱，协助国家迈向民主化。
但是自由民主意识开展的过程困难重重，譬如1987年发生“华小高职事件”时，华团的论述动员仍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基调，民主人权等内涵仍有限。
经过十余年后，2001年发生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的“528报变”里，延续过往经验，不少华团认为是政府意图打击华社，因此激發文化民族主义的危机感，快速采取行动回应。但是对于事件中所牵涉的新闻自由与言論自由等理念，以及攸关个体和群体的文化权利和传播权利，对许多人相当陌生，未必意识其重要性。
原本反对执政党介入媒体的华团，却要求会见当时国阵主席马哈迪，希望“大家长”能够介入调解，透过其权威解决“华社内部”争议，让华社能维持现状。当收购案已成定局，反对行动迅速降温，在团结族群内部与避免分化下，许多团体与个人放弃原先立场接受“现实”，务实地修补与政党和主流媒体的关系。
上述以两个例子，较为简化地说明华社一直存在的文化民族主义动力，且内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也在作用著，但要转化为民主化的动能并非易事，以去年发生的“爪夷文事件”来看，这种状态迄今的变化不大。
浅碟式民主意识的脆弱
民间要推广民主自由意识的教育工作确实艰难，需耗费更多力气与时间，不少组织和团体长期默默地小规模的耕耘着。但抽象且理性的进步价值与理念，不易进入华团运作与常民真实生活实践，除已成惯习的文化民族主义反应框架，华社内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中，忽视精神、价值与意义等重要性，以及识时务的过度现实感，恐也影响对价值的培养与意义的认知，难以更深入理解这些理念。譬如对“民主”的理解，一直停留在选举民主的层次，对于公共参与的认识与实践难以深化，不易在面对突发事件及挑战时，成为更多人的判断与行动基础。
当前政坛上的大乱斗，让政治价值更为混乱，更添虚无与犬儒氛围。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化了丛林法则，过度简化现实的复杂多样，对强人和强权政治津津乐道。
不少华人虽对前首相马哈迪有诸多不满，但主要是认为马哈迪对华社长期的打压，这是文化民族主义下的反弹，但对马哈迪的强人与强权政治却颇为推崇，对他的各种政治手段也津津乐道(而马哈迪实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
华社部分菁英试图倡议“进步”理念，引导社会力与文化力的转化，但长期以来难以突破原有意识框架，使得理念和许多人日常实践及集体行动的落差仍大，不易走出对权威/强权的崇拜，对权利的意识也薄弱。
当前民主的实践确实存在缺失与不足，华社积累有限且脆弱的民主意识，更易受挑战而崩解，譬如中国近年大外宣的“威权优越论” ，从对香港治理到疫情防治等，其展示的威权“优越性” ，获得本土不少不同世代华人的支持。
华社不自觉的自囚状态
从上述讨论可初步理解，华社除仍具素朴的文化民族主义，也潛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因子。这样的状态有其历史脉络的传承，以及社会结构因素的强化及巩固，面对不友善、缺乏支援与扭曲的体制，萌发强烈的自我保全意识、失落感与现实感，如此真实生活中不断掙扎的困境应被更多的理解。
然而，这也巩固华社弥漫的崇拜强权与崇尚物质意识，难以厘清“权力”与“权利”的差別，且对价值与意义的追求兴趣缺缺，认为要生存下来要更务实，框限了其他可能性，缺乏反思与改造的集体学习经验和练习，使得社会不易向前迈进，甚至落入自囚的状态里。
黄国富，自由撰稿人，传播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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