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空而起的政府
【水中倒影】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阿莎丽娜致函总检察长依德鲁斯哈伦，并把相关信函公开，是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举动。
紧急状态的实施和国会停止召开都和《联邦宪法》息息相关。讨论紧急状态和召开国会会议的必要之前，我们有必要理解宪政设计的制度思考。
现代国家运作有一组概念，是公民教育必备的基本认知：权力与权利。从宪政的角度，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宪法赋予国家权力，同时确立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从抽象的层次，如果宪政的设计没有顾及如何限制国家的权力，则公民可能被迫让渡过多原本应该享有的权利；如果完全限制国家的权力，则可能走向无政府状态；如果完全不限制国家的权力，则可能走向极权统治。
【水中倒影】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阿莎丽娜致函总检察长依德鲁斯哈伦，并把相关信函公开，是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举动。
紧急状态的实施和国会停止召开都和《联邦宪法》息息相关。讨论紧急状态和召开国会会议的必要之前，我们有必要理解宪政设计的制度思考。
现代国家运作有一组概念，是公民教育必备的基本认知：权力与权利。从宪政的角度，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宪法赋予国家权力，同时确立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从抽象的层次，如果宪政的设计没有顾及如何限制国家的权力，则公民可能被迫让渡过多原本应该享有的权利；如果完全限制国家的权力，则可能走向无政府状态；如果完全不限制国家的权力，则可能走向极权统治。
宪政以限制权力为核心
为了确立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宪政的基本概念是提供政体运作的权力框架，与此同时，既赋予国家权力也限制国家的权力，以免行政权过度膨胀，以致侵犯公民的权利。
是以，宪政的设计，在赋予国家庞大权力时，必须以限制权力为核心。现代宪政的设计，基于内阁制、总统制等政体之别，行政权与立法权可能非截然独立，但仍旧离不开三权分立的重要原则。
依据宪政框架的政体运作，三个机关分别对应三权的行使，即行政机关对应行政权，国会对应立法权，法院对应司法权。其中行政机关就主导着政府的运作。
三权分立原则就是限制权力的重要概念。以内阁制而言，国会的运作一方面是行政权主导，并且以政府事务为导向，但是，立法权也在行政权主导的框架内监督政府的施政。
内阁在议会的基础上产生
国会的召开，在行政和立法两大层面满足宪政对于限制权力的构想：
第一，《联邦宪法》第43（3）条文阐明，内阁必须集体对国会负责。国会的召开，是行政权对国会展示民主问责的基本条件。只有选举没有民主问责的政权，并不符合现代宪政设计的要求。
第二，国会会议的举行，虽然是在行政权的主导下开展，但是，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与制衡，也是在国会召开的脉络下开展。独尊行政权悬空立法权的政权，其自我纠缠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掌握议会多数，而是其赖于运作的宪政框架，是否还形神俱足？
首相及其内阁并非凭空而降，其实是在议会的基础上产生，他们经过选举来到国会，掌握国会里的多数，并从中区分入阁议员和后座议员。国会里的少数，即是在野党，其职责旨在监督执政党领导的政府。
国会的召开，是入阁议员集体对国会负责，后座议员虽属执政党成员，平时可能扮演为政府护航的角色，但也可以在国会发挥对内监督的作用。
从限制权力的角度来说，宪法赋予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权力，都是和国会的召开息息相关。国会没有召开，立法权没法在国会的殿堂和行政权形成“你主导、我制衡”的局面。
在权力一边悬空一边倾斜的情况下，行政权在权力挥洒的过程，是否任意、有所节制，或者过度膨胀，就很难从宪政的框架做制度的限制。
没有了制度的限制，就算是少数政府，也可以腾空而起，一意孤行而不受限。
当然，没有了制度的限制，并非意味著行政权必然恣意挥洒权力。只是，权力的节制变得依赖行政权的善意恩赐。遇到“好人”，国民感恩戴德；遇到“坏人”，国民以为换人就可以了。
断绝好人式恩庇政治
罔顾制度运作的必要，其实是间接纵容民粹主义的滋长。一旦行政权缺乏监督，就可以凭借善意恩赐，实施买票政策收买选民，或者图利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由上而下的恩庇政治。
宪政的意义在于限制权力，也在于制度性的限制。基于制度性的设计，公民就不必依赖“好人”和“坏人”的区分，来评断统治和被统治的权力关系。由此也可以切断好人式的政治施惠，实为是权力垄断与民粹共生的关系。
如果说“限权”是宪政的基本特征，紧急状态底下的权力运作，则是与宪政背道而驰，那是权力集中的一种特征。国会无法召开，权力在一边悬空在另一边倾斜的意思，就是权力变得更为集中。
阿莎丽娜的这份信函，直指政府在紧急状态期间暂停国会，乃是行政机关阉割立法机关的功能。现任副议长显然比议长更具备这方面的认知，更能感受到，在议长有所不为的时候，副议长的当务之急是要有所作为。
总检察长是首相及其内阁的重要法律咨询，理应顾及宪政的制度性思考。这是总检察长必须具备的制度性思考能力，还希望总检察长思之慎之。
王维兴，评论人、国会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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