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立碑纪念共产党”风波里，俨然如反共斗士的新闻部长再努丁（左图）选错年代演错了戏，被政团领袖群起而攻，最后以马华蔡细历已经接受解释为由而草草结束。

再努丁的言论反映了他所认知的“抗日军”和政团领袖口中的“抗日军”有一段差距。再努丁引述陈平所著的《我方的历史》第十一页，里面是这样说的：

“……英国意识到，除了与马来亚共产党（马共）打交道之外，它没有太多的选择。马共当时是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作为代表。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处境。他们时时刻刻都必须承认，我们是唯一在这个半岛上操作的抗日运动”

“我们是唯一在这个半岛上操作的抗日运动”这句话，极有可能使再努丁产生“抗日军即马共”的认识，所以他被批评后一直强调自己没有错且无需道歉。这个认知的差异，说再努丁有责任，《我方的历史》的作者陈平有没有责任？

136部队皆评价不佳

实际上，陈平在《我》中也有谈到136部队，可是评价不佳，在陈平眼中的136部队是一群纪律松散的国民党人，林谋盛更是因为被队员出卖而被日军逮捕。136部队其实只是一支为英军工作的情报部队，从1943年5月开始抵达马来亚到1945年投降，所有队员全由人民抗日军接应和保护，对抗日运动的贡献十分有限。陈剑所著的《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评论136部队“总共只有400多人分布于全马各州……136部队的部署不曾发挥预期的作用”。

《马》一书指出，除了人民抗日军外，其他游击组织计有散布北马，由国民党组织的400多人华侨抗日军，洪门游击队，土匪组织等。华侨抗日军与《我》书内所提到的“国民党土匪”非常相似，陈平认为这些土匪打家劫舍，胡作非为，宣称效忠国民党是为了粉饰他们的犯罪行为，马共曾经处罚他们。新加坡沦陷之际，一千多个星华义勇军死于保卫新加坡的战役，组织星华义勇军的民众武装部主任，也是马共党员的林江石被日军折磨至死，其他义勇军成员转移至马来亚参加抗日军。

谈抗日运动无法避开马共

在新马抗日运动中，马共的影响至为巨大，谈抗日运动无法避开马共。根据《马》，直到日军投降为止，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共有8个独立队共9900人，包括全马抗日后备队、抗日自卫队、民运等半武装组织共约15000人。陈平视马共为唯一在半岛上操作的抗日运动，措辞或许不太精确，如果把人民抗日军视为沦陷时期半岛唯一的抗日军事斗争，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

有批评者认为，纪念碑以多种语言写成，完全没有提到共产党。以马共的抗日卫马贡献而言，纪念碑上没有马来亚共产党的字眼，不会让纪念碑更高贵，只会削减纪念碑的价值，使历史变得暧昧不堪。

抗日英雄和马共能截然二分？

爱国工委会主席郭仁德说抗日纪念碑和纪念共产党没有一丝纠葛。纪念抗日斗士和纪念共产党的确是两回事，可是纪念抗日斗士也意味纪念主导抗日的马来亚共产党和参与抗日的众多马共党员。当时，马共动用全党所有力量投入捍卫国土的斗争，和英军败阵后弃守殖民地的做法完全不同。

郭仁德以二分化把抗日和共产党切割开来，又没有解释马共和抗日斗争千丝万缕的关系，无疑抹杀了马共在抗日斗争中的贡献。如果抗日英雄和马共真能截然二分，纪念碑在纪念谁的英魂？纪念碑还能代表什么？难不成要纪念一个当年逃入山中投靠马共，在抗日还未结束的1943年脱离抗日军，而今宣称自己和共产党没有关系，建碑不为纪念共产党的叶德明？马共的历史功绩不容被人骑劫，梁山好汉的英名也不容人玷污。

爱国工委会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美国、英国、荷兰、法国等军队，以及东南亚与太平洋地区许多人民奋起抗日侵略、英勇牺牲，其中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汝来孝恩园内的纪念碑明明是“马来亚各族抗日英雄纪念碑”，和其他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抗日力量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囊括太平洋地区的抗日力量而得出“参与抗日的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的结论？爱国工委会尝试掩盖马共作为抗日骨干的事实显而易见。

另外，“九一烈士纪念碑”所纪念的18位烈士相信都是马共党员，请看以下引文：

“就在1942年9月1日马共于吉隆坡黑风洞附近石山脚一个马共活跃而有‘小延安’之称的重要农村据点召开一次全马党代表和中执会的联系会议。不料，后来被证实而当时潜伏党内的最大日本特务，也是马共的书记莱特出卖通敌。日军调动二千兵力四面围剿，造成马共高级干部、中央执委、党代表和抗日军队长等29人不幸当场牺牲，15名被捕，只有少数人突围成功。其中十八位领导人被割首示众。” （《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56页）

根据黄永安撰写的《传颂9.1烈士精神》，九月一日于黑风洞阵亡的十八人中，九人是领导人，其余九人是会场警卫队队长、战士与服务员，对照《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内的叙述，以及当时马共录取党员之严格和会议的重要，有理由相信十八人皆是马共党员。所以，纪念九一烈士就是纪念参与抗日牺牲的马共党员，所谓“不是所有抗日军都是马共”的说法在“九一烈士纪念碑”面前是无效的。

郭仁德（右图）指最著名的抗日英雄是陈嘉庚、林谋盛和安南赛迪，并声明“这三人都是代表各方的抗日英雄，与共产党毫无关系”，这个观点非常令人质疑。在1937年日本侵华时期，陈嘉庚推动筹赈会资助中国抗战有极大贡献，在日军侵马前期也担任星州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主席，可是他在新加坡沦陷前的1942年2月已经前往印尼避难。三年八个月的抗日历史里，陈嘉庚是缺席的。林谋盛1943年11月抵达马来亚，1944年12月被日军逮捕，一年时间多居住在马共的营寨，接受马共的庇护。如果林谋盛是最著名的抗日英雄，其他冒着生命危险维护136部队的无名马共党员算是什么？

陈旧国家意识形态作祟

郭仁德的说法中有太多谬误的地方，不得一一指出。他说再努丁把后期的马共部队当成抗日军事最大的错误，“在日军投降后，抗日军已解散。抗日军指的只是那些在1941至1945年期间参与正义战争的人士”。后期的马共当然不是抗日军，抗战结束了，抗日军当然也不存在，这是无需多言的。但是郭仁德以此推论抗日军只是那些在1941至1945年期间参与正义斗争的人士，再次忽视了马共的抗日地位。郭仁德说再努丁阅读的书籍范围非常受限，那么博览群书的他能够论述抗日历史而不谈马共，可见对历史的认识也十分有限。

由抗日纪念碑引发的争论，再现了陈旧的国家意识形态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公民社会与国家论辩历史课题，必须维持独立与批判的精神，拒绝沿着官方思维理解议题，不能不经客观分析就把官方批评的因素切割出去，不能感染官方的敏感症候群而避谈之；也要慎防试图偷换概念，转移焦点，掩盖历史事实的狡诡辩论方式。

应办民间抗日历史课程

马来西亚日据时期殉难家属工委会除了谴责再努丁以外，应该学习青年组织Y4C(Youth For Change)，举办一个“民间抗日历史”课程。让当代年轻人可在官方论述之外汲取公民社会的另类观点，对了解日据时期的真实情况和抗日斗争有极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