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叙事】

日前，妇女、家庭及社会部副部长艾曼阿蒂拉在国会问答环节中披露，政府正研究是否把惩处不孝子女的条款纳入即将提呈的《乐龄人法案》中，以更好地保护和赋权老人。

她当时正回应诚信党乌鲁冷岳国会议员莫哈末沙尼的质询。后者提问，政府是否打算立法，规定若子女把父母送入养老院，就扣除他们的工资。

母慈子孝是亚洲社会对家庭关系的美好盼望，侍奉父母更普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然而，子女不与父母同住，有者甚至不相往来，个中原因错综复杂，并非是司法所能够审理。不论是惩处所谓的“不孝”子女，或倡议扣除子女工资，都忽视问题的复杂，更企图以道德伦理来回应无依老人的处境，把问题归咎于“不负责任”的子女。

这似乎在告诉我们，老人是个别家庭的责任，是个私领域的问题，而认同这种说法的人并非少数。

于是，当老人滞留医院而无去无从，舆论把矛头对准家属，而不是探究我们的社会有没有足够的设施，以安置需要被照护的老人；当老人失去收入又没有足够的退休金，许多人质疑个人的财务规划，而不是省思我们的国家福利政策是否合时宜，并契合人民的需求。

我们似乎遗忘，今天的老人也曾年轻力壮，在过去的劳动生活中建设社会并创造价值。要厘清老人照护到底是谁的责任，我们或许可以先尝试理解，劳动力和其所创造的劳动价值。

劳动力不是无本生意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劳工付出劳力生产价值并换取报酬，同时通过消费满足生活所需。劳工既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这种价值的生产和消费，以及生产者—消费者的角色转换，在社会中不断发生，推动整体社会的发展进程。

劳动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年轻、有活力的劳动力能生产最大的价值。社会拥簇年轻人的力量，在他们发光发热时追捧成国家主人翁和宝贵的人力资源，正是因为他们为社会创造财富，是社会发展进程的推动力量。

然而，劳动力的养成并非一蹴而成，更不是无本生意。劳动力是投入相应的成本如教育资源、人力培训后，所得到的结果；劳动力折旧甚至归零后所需要的损伤保养，也将消耗医疗和照护资源。不论是前期的培植养育或后期的损伤保养，都是劳动力养成周期无可避免的轨迹。

谁人为劳动力买单

如今，新自由主义当道，劳动力的养成责任在劳动者或其原生家庭。同时，劳动者被认为应该在换取报酬后，承担自身和家庭的所有生活成本。照此类推，他们售出劳力后的收入，既应是对前期投资的补偿，也应是足以应付其后继所需。

然而，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资方往往压低工资以提高盈利——劳动者在生产价值后无法取得对等的报酬，一直以来是劳动市场里的重要议题。

此外，投入劳动生活所换取的报酬多寡，会因应市场供应需求、劳动性质、劳资议价能力、社会对劳动价值的判断和取向、全球发展鸿沟等因素变动。所以我们看到社会里不同劳动者之间报酬的落差；也看到同样是清洁工，澳洲清洁工和马来西亚清洁工的工资差之千里。

新自由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味向资方倾斜，放任市场只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和复制跨代贫困。我们需要公共政策纠正制度上所造成的偏差，通过税收维持公共支出，给予劳工群体社会保障，当然也包括了确保劳工的晚年生活无虞。

劳动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劳动力养成所付出的成本应当被视为社会公共成本。

在马来西亚，发展教育、培养人力资源是公领域应该共同承担的责任几乎是社会共识。然而，吊诡的是，我们的社会似乎仅愿意把公共资源投资在培养未来劳动力、培育下一代，却选择对过去式的劳动力视而不见。

这种选择性的投资，把劳动力看成生产线上的工具并可以被任意截取，在需要时招揽入人力市场以为社会增值；当劳动者不再年轻也不再生产，就被视为社会的负担，进而把他们归纳在“自己顾自己”的私领域，仰赖他们的子女或自己的资源度过余生。

这不止是对劳动力的贬损和漠视，也无视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劳动力损耗期的成本并不会消失无踪，而是在被推挤进私领域后，挤压下一代劳动者的生活资源。

在公共老年政策的缺席下，老人照护靠各别家庭承担。在同等条件下，家有老人的劳动者生活将更为拮据，或无力投入更多资源养成新一批劳动力，致使下一代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中处于劣势，以致生活资源更为匮乏，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面向老龄化社会

医学的进步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年龄，同时人口增长率放缓，全球老龄化是不容抵挡的趋势。按照马来西亚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6.8%老年人口）推敲，我们已经是老龄化社会。

过去，我们设立公积金强制劳工储蓄，以便劳工群体从工作岗位退下后有一笔资金做退休用途。然而，公积金局2019年的调查显示，半数会员在退休后的5年内即耗尽所有的公积金存款。再加上政府在疫情期间允许会员提款应急，未来能靠公积金享有体面退休生活的人少之又少。

面对更险峻的局面，公积金作为养老金的举措已经不足以应付我们将面对的老龄化社会。对应人口的结构变化，我们必须重新评估社会的需求，并重整资源的调派，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跟老年相关政策。

大选前，无论是希盟还是国阵都倡议制定《乐龄人法案》，对补助老人照护和建设更多社区中心或设施等举措做出不少承诺。团结政府应该拿出落实这些计划的时间表，而不只是一年一度发放购物券，或鼓励私人界发展老人照护产业，更不是出台法令惩罚无法侍奉父母的儿女。

倘若《乐龄人法案》的重心是将子女治罪，而不是探究如何确保社会环境更包容、老年设施更近用，这无疑是本末倒置。

苏淑桦，社会主义党全国财政，希望政治在现实生活中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成为真正的众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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