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光耀博士的新书《超越教条与务实——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发布会上，曾有读者问：为何此书没有访问林吉祥，是否会影响其论点的全面性时？5月7日《当今大马》杨凯斌的 报道 引述光耀在席上乃有此说：

“（丘博士）他承认这可能是一种缺陷，不过却相信以本身对林吉祥的了解，足以弥补这点。 ”

（编者按：当晚丘光耀博士是以广东谐语“跟官难到不知官的姓名是什么？”来回应听众的提问）

毋庸置疑，此是光耀（左图）十分机智的应对。然则，作为一本《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少了林吉祥的访问，只有大量第一手与第二手（secondary）的历史文献，未免美中不足，不在话下。

因为丘光耀博士长期在党内活动，我们固然并不排除他本身对林吉祥拥有一定的了解，甚至是了解直至“知吉祥者，丘光耀也”的境界。然则，他个人所“相信”的了解，是否确实足以代表林吉祥的看法，或仅是他之所信？

无论如何，我想，这些了解仍然是光耀本身的相信，并不等同就是林吉祥的想法。

因此，尽管光耀辩称他相信以本身对林吉祥的了解，足以弥补这一点研究的遗憾；但是，可能吗？

假如孤证不立，为何不能探问吉祥？

最少的是，针对系列的党争，光耀为什么没有从林吉祥一方的说辞着手，反而一举开展50万字的博士论文后，又刻意在本书出版时特别删去《林吉祥治党与民主行动党的派系斗争》和《民主行动党的议会斗争史略》等章节？

林友顺 在《探讨大马民主进程的第三条道路》的报道说：“根据作者的说法，删除这些文字是因为‘孤证不立’，不过真正的原因恐怕是要减少对行动党及该党灵魂人物林吉祥造成太大的冲击”。假如孤证不立，那么何以不能探问林吉祥的意见？

我们设想，丘光耀博士人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三年研究期间，曾经尝试这点，但是双方无法相互配合：不论是哪一方刻意的回避，或者纯粹因为时空的错失，而不得结果。

如果光耀在这一方面不曾主动踏出第一步，显然的是，最终导致“孤证不立”的由来不但存有很多的想象空间，而且恐怕难以客观地“补充大马本土政治研究的空白”。

诚如光耀前对《亚洲周刊》所说：“这是一本不讨好任何一方的研究文本，书中所书写的人、事、物都是我的一家之言，不受民主行动党的正统史观束缚，不偏袒民主行动党的任何派系或领袖，不向任何敌视或拥护民主行动党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服务。”

困惑的是，摆脱访问林吉祥的一家之言，即便从“民主行动党的正统史观束缚”解放出来，这样的研究是否也从“过多的林吉祥”的书写，陷入“没有（访问）林吉祥”的疏漏，乃至最后造成“孤证不立”的缺憾呢？

为何不约谈其他当事人的直接回应？

那么，丘光耀博士为何从一开始，宁可冒着可能误会的风险，下笔民主行动党的研究，也不愿约访林吉祥、曾敏兴医生、卡巴星律师、林冠英，以及光耀笔下的“左王”柯嘉逊博士、李万千、黄永安；从而得到当事人对历史的直接回应，更全面的也不孤证地看待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

光耀或许应该知道，这是一本民主行动党的学术研究，不当有所选择地执笔。否则，偏向一面的一家之言，难免有背历史的书写规范。如果光耀现在自我否定他的论文是“孤证不立”，那么，他要如何确立自己之前的博士论述是全部有所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