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习游】

“我们哪有什么好被研究的?”

大学毕业后担任研究助理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和一所庙宇负责人的对话。

述明来意后,负责人用不可思议的语气,反问我们这个问题,仿佛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值一哂,更仿佛包括我和他在内的“我们”,和这片土地涌现的文化,不过是更宏大、更壮观的文明阴影下粗制滥造的仿制品,被遗忘是理所当然。

有记忆以来,生活圈子里几乎没有对自己的身份、国籍真正感到自豪的人。说好话的不是虚张声势,就是逢场作戏。

我一向难以理解这种深入骨髓的自卑感,直到翻开欧大旭的《码头上的陌生人》,才找到描述它的语言。

缄默源于耻辱和恐惧

作者欧大旭是旅英马来西亚人,以英语写作,书写此书的本意,是为了重建自己破碎的家族历史。

他的背景和千千万万个大马华人一样,普通却也复杂:外公和祖父分别定居在半岛东西两岸,又来自不同籍贯;乡区的杂货店是他儿时回乡常待的场所,他却在那里阅读厚重的英文小说。

错置的生活要素拼凑不成完整的故事,关键转折点总会出现空白:为何祖父和父亲要离乡背井迁徙南下?为何再不和某亲戚往来?为何从不曾听说家族里有不知下落的成员?不知道的人无从追问,知道的人却总在话到嘴边时选择缄默。

为什么人们都觉得这些话题都不需要谈,也不应该谈?

“这些全是穷人故事啦,没意思,讲出来怕你无聊。”

面对这些藉口,作者也曾以为,人们避而不谈的原因,不外乎拒绝过往,着眼现在的务实心态,直到某一天父亲对他吐露心声,“不是讲究实际,是耻于回首。”

因为耻辱,人总想着抹去故事里任他人摆布的、软弱的自己。国家的门面要抹去被殖民的痕迹,个人的记忆则要遗忘千疮百孔的经历。对颠沛流离的先辈来说,贫穷是耻辱,为了生存所做的事情也是耻辱,被压垮、被遗弃的亲友也是耻辱,所以避而不谈。

作者几乎未曾听闻某位姑姑的故事,就是因为耻辱。因为“没有读书的命”,她负责钻入火车车厢兜售零食帮补家用,却出了意外让木棒捅穿了她的手臂。

这些故事被藏起来,不是因为没有意思,是因为难以融入那光鲜亮丽的叙事线里。

我和他的世界永無交集

在现代,阶级和身份的浮动如此频繁,本应是同一个圈子的同学或亲戚,极有可能都再难有所交集。

再熟悉不过的同学,会因为原生家庭的收入差异、成绩的优劣,甚至个性的差异,走向截然不同的轨迹:有的靠苦读获得了国外奖学金;有的靠殷实家境跨洋就学;有的苦苦挣扎,在底层打工过活。

一个世代就能造就如此差异,更何况跨越国境的移民家庭。

第一代移民使用家乡的语言,第二代移民被迫习惯当地的语言,到了第三代,原先的母语已成为朦胧又遥远的记忆。就像电影《天马行空》(《瞬息全宇宙》)里主角一家三代人,有时甚至连基本的沟通也难以为继,晦涩又难以启齿的记忆,又能从何谈起?

语言不同,身份也不再相同。作者和姐姐在城镇是班里的模范生,“回乡”时却仿佛置身国外,需要思考如何伪装自己来融入周遭。语言、阶级、身份,让思想和情感失去了相互理解的空间。

当作者的姐姐在国外念书遇挫想回家时,作者的外公却觉得荒唐,只说了一句,“可是,我们是移民啊”,让作者突然醒悟——“他是个移民,我是移民的孙子。我和他对世界的观感永无交集。”

“分离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

出于爱护,人们将下一代推开。从战乱的中国移到南洋,从乡村移到市区,从目不识丁移到出国留学,从劳动阶级移到中产阶级,从移民变成公民,最后彼此再也认不出彼此。

书名《码头上的陌生人》的寓意就是如此: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到远航的码头上徘徊,彼此又成为彼此的陌生人。

借无言理解原来的自我

“缄默进而迫使我们退缩到无限小,细微到隐形,以顺应国族与社会论述,乃至于如今我们也从文学消声匿迹,从历史拭净。”

不敢回想,又无人可谈,缄默失语最后导致的,便是自我的逐渐隐去。

人们不曾在国家的叙事,在媒体的呈现里见到自己的过去,自然也无从学习如何开口。久而久之,自己的所知所言都成了国族和社会叙事的回音。脱离主流的想法成了不值一哂的杂念,塑造自我的记忆成了上不了大雅之堂的荒诞剧,那些被冠上外来者标签的人逐渐连自我都开始厌恶,自卑感竟成了认同感。

这便是为什么“少数”视角如此重要。

它的书写和阅读,它的拍摄和观看,都是对主流的一种回应。这些作品让少数认识到他们隐晦不谈的过去和极力隐藏的身份,都值得被肯定。

亚洲人题材的影视作品,在《天马行空》后于美国流行文化取得的成就,说明少数的题材面向的,不仅仅只是隶属该群体的人,而是所有人。主流群体借此从不同角度窥探新奇的社会,其他群体也可一样从中体会到自己的挣扎。

回望去年,马来西亚有多次机会从其它角度看到自己。

杨紫琼获奥斯卡,还有本土电影如《富都青年》和《虎纹少女》在国际奖项的大放异彩,2023年可说是可遇不可求。

与其膝跃反射式地自我矮化,不如敞开心胸去体会,因为能见到、能读到属于自己的,因为身份才拥有的感受和挣扎,都是理解和接纳自我的珍贵体验。


廖明威,毕业自中文系和历史系,目前就职于华社研究中心。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