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瞥惊鸿】

前首相纳吉获特赦局减刑，刑期从十二年减半至六年。

事情好巧不巧，就发生在团结政府任内，无论这项决定是否为政治操弄的结果，可以确定的是，团结政府的形象，以及其所带来的改革希望，在许多曾经的支持者心中，已然幻灭。

支持者之所以绝望，与希盟的选前形象不无关系。

希盟多年的选举策略与口号，都是围绕在开明、改革、反腐败、反滥权等观念之上。尔后虽与国阵等组成联合政府，希盟理应仍是其中的主导者，团结政府却在坐镇中央以来，做出不少与原初形象大相径庭的举措，被质疑与国阵多有协商，甚至重走国阵老路。

如果希盟打从一开始就是意图误导公众，上位后就出尔反尔，那么，其选前形象与承诺毫无疑问就是一种欺骗；如果希盟起初并无欺骗之意，却在上位后因种种因素无法兑现承诺，我们就只能说他们是失信于人民。

无论是哪种情况，无一不是在揭示我们，希盟——或者其他政党——的形象与承诺，于我们对政治的理解、预期、参与，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致我们不得不反思，应当如何在未来面对所谓“政治宣传”（propaganda）。

对“政治宣传”的负面观感

政党总是需要宣传的。不光是选举政党，过往许多国家在独立前，都会出现一批又一批的政治行动者，宣扬民主自由或共产主义，宣称己方理念是建国的最佳方向。

无论是哪种政治环境，我们一般上都只能是在事后断定，他们的政治宣传是否为欺骗，是否会失信，是否诚心往所述的方向推进，而我们的选择又是否正确。做出决定前，我们需要搞清楚，政治行动者们想做些什么、为何这么做、如何去做、可能达成吗……；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担心，他们现在“只是讲罢了”，谁知道他们掌权后会做些什么？

当然，这是预设我们以相对理性的态度面对政治宣传时，所会面临的困境。假若我们是某个对象的忠实粉丝，理性大概率会让位给激情崇拜，对方所言的一切大概率也会照单全收；假若我们是犬儒主义者，所有政治宣传对我们而言，都不过是经不起考验，不值得一信的废话——哪怕宣传内容再有道理。

无论如何，论及政治宣传，它作为一种政治行动，总是容易伴随着负面标签：要不就如纳粹宣传般“操弄人心”，要不就如政客般“开空头支票”。这种负面标签和印象，不仅存在于社会大众之间中，也存在于学术圈。不考虑笔者所处的哲学领域，其它学术领域也倾向把“政治宣传”当作贬义词，将它与“煽动”、“操弄”、“误导”、“非理性”等概念构联起来。

概念的演变

历来有不少政治宣传，确实是为了误导、操弄他人的判断，以达到糟糕的目的。同时，也存在着建立在有问题意识形态上的宣传，无论是宣传者还是接收者，都基于相近的意识形态，而对其大肆鼓吹，最终酿成大祸——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政治宣传，与纳粹大屠杀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子。

尽管存在那么多糟糕的案例，但在我看来，政治宣传不完全是个坏东西。

美国黑人平权运动期间，许多社会运动者所推广的平权理念、为了让人们容易上手而设计的口号、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哪怕各位直觉上不这么认为，但这些实实在在的，都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

所有的这些政治行动，从整体来看，都是为了宣扬特定理念或目的而存在，不应将其理解为“政治宣传都是坏的”或“好的都不是政治宣传”

“宣传”（propaganda）这个概念，在早期的历史中，其实是相对正面和中性的概念。作为特定的术语，“宣传”最早出现在1622年欧洲天主教的宗教文献中，直到19世纪伊始，才被赋予了政治意义。这个时候的政治宣传，曾被看作维护民主的武器。

直到20世纪开始，越来越多学者——主要集中在欧美——有感于当时政治宣传的蛊惑性质与社会危害，逐渐开始对其加以分析、批评，进而展开专题研究。再加之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率先建立了大众教育与宣传部，积极开展政治宣传活动，这个词汇才慢慢地带上了负面色彩，并延续到今天。

从本质上来看，它并非如此糟糕。

现代性的副产品

只可惜，哪怕存在正面意义的政治宣传，但多数人遭遇的，却通常是意识形态有问题的、煽动性的、误导性的政治宣传——总而言之，我们容易接触到的，是糟糕的政治宣传。那么多糟糕的政治宣传，我们有办法让它消失吗？

法国哲学家埃吕尔（Jacques Ellul）认为，政治宣传是个社会现象，并且将其看作与现代化和民主化相伴而生的必然现象。政治宣传并不是只在特定国家或制度中才盛行，伴随着现代化的普及，政治宣传变得无处不在。

历史上看，政治宣传的存在，一般是随着政治权力范围扩大而出现的产物。曾经的封建君主时代，统治者是不需要花时间宣传，以“君权神授”之名劝服非统治阶级的，因为非统治阶级根本就没有政治权力，不需要说服他们相信自己——这是一个规矩，无需劝导。

然而，到了近代社会，政治权力不再拘束于单一性质的、少数的人群，一般平民百姓也可以参与。民主制度下，国家的主要政策取决于民意，政治宣传也应因而生，以作为游说、劝导的手段。而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体传播效率不断增加，为政治宣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代化使政治宣传成为任何国家也无法摆脱的一般社会现象。

如果政治宣传的出现与必然性真如埃吕尔认为的那样，我们似乎只能遗憾地承认，政治宣传是避无可避的。

弄假成真——与宣传共存

既然避无可避，那我们就不得不回到马来西亚的情境，思考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考虑其它类型的政治宣传（意识形态有问题的、误导的、煽动的……），要怎么面对确实打着良好理念、相对理性、建立在事实依据上的政治宣传？

尽管不完全如此，但希盟当初就是打着类似的路线，而赢得许多人的支持，如今却是未尽如人意。我们还能相信他们的政治宣传吗？抑或，未来有其它政党或独立候选人，也作出相似的政治宣传，我们又该如何面对？祈愿遇到下一个马丁路德金吗？

我认为，未来往后，无论是何人作出类似政治宣传，我们或许可以尝试，想办法逼迫他们“弄假成真”。

无论是谁画大饼，真心还是假意，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某些人失信，就直接否定失信者当初的宣传内容，及其本身的意义。如果如虚无主义般，否定所有良善价值——理想根本就是垃圾——那还有谁会愿意站出来，共同促成改变？

就拿近日疑似被谋杀的俄罗斯反对派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举例。

纳瓦尔尼曾在极度犬儒的社会环境下，成功呼唤上百万群众抵制普丁。基于这个社会背景，我们假设：如若我们否定政治宣传，没有纳瓦尔尼对自由民主、反贪腐的号召，民众会自然而然地现身抵制普丁吗？哪怕纳瓦尔尼过去的政治活动颇具争议，难道要基于这些争议，就否定掉他政治宣传内容本身的意义吗？如若纳瓦尔尼后来成为总统——当然，如今已经没有了这个可能——踏上了普丁过去的道路，他如今的政治宣传，就不再有意义了吗？

我认为：第一、普遍犬儒的俄罗斯，除了纳瓦尔尼，以及部分只会唉声叹气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外，大概不会有人会站出来争取民主自由；第二、我们无法基于他的过往，否定政治宣传内容的意义，我们顶多只能认为“纳瓦尔尼不可靠”，而非“这些政治宣传（本身）是错的/不可信”；第三、哪怕纳瓦尔尼有可能成为暴君，但重要的是当下而不是未来——我们根本无法预估纳瓦尔尼的未来走向，何必先自断契机呢？

我们不需要相信政治人物的人格担保，但我们应该学习如何逼迫政客将政治宣传“弄假成真”。这或许是我们面对具备改革意图的政治宣传时，可以抱有的心态。

至于有什么办法能够逼迫政客“弄假成真”，我目前尚未思索出什么可靠的方案，这还有待大家集思广益，也希望未来我能够提出具体的方案，不让这篇文章沦为笑话。

黄贤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关注政治哲学与认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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