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信札】

曾亲历过冷战结束的世代，应该很难想像，人们开始会用寻求一国之内主流族群集体利益的方式，走出这个自由乐观，言必称“多元”、“人权”、“普世价值”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终结时代（法兰西斯福山语）。

从美国的特朗普成功的重返白宫，从欧美国家选举极端右派备受欢迎的现状，乃至“马来人大团结”与伊斯兰国议题对马来西亚的影响日益全面的情况下，大家都可深切感受到这样一种保守主义浪潮的回潮。

这样的现象不免衍生出一些疑问：难道过去大约30几年间，我们追求尊重多元的民主政治、从人权角度出发接纳移民和难民，以及降低各国关税让经济可从合理角度出发追求最大的效率化及规模化发展，这难道是一件会侵害各国国内民众权益的措举吗？

简单地说，后冷战的政治民主化风潮，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若从庶民经济角度出发，一般人大约可粗略地感受到，由于科学技术的革新，以及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后全球央行大量印钞导致金融帐扩张，使得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慢慢无法将资源分配到民众手中，反而是拥有技术或借款信誉的大公司比小公司或个人更易获得经济发展及印钞的利益。

这使得不平等感受在全球范围下都日益普遍，从而鼓励各个国家里面，文化血缘相近的人们用团抱取暖方式来争取集体利益，因此也让较不重视“人权”、“普世价值”以及“经济全球化”而更重视国内主流民意的民族主义党派，变得比过去的左右派建制政党更受欢迎。

其实早在2016年特朗普意外当选那次，美国保守派政治哲学家迪宁（Patrick J. Deneen）就出了一本叫《自由主义为什么会失败》的书，除了阐述经济不平等的因素外，他还犀利点出，后冷战民主政治自由化过程中，改革者摧毁了既有的家庭、社群、宗教的规范和制度，却没有建立新的依归。

这样做的后果显著地造成了传统机构衰落，其中包括工会组织及传统产业空洞化，同时也造成传统权威如宗教、科学、家庭等的威信瓦解，以及社会对立情况更为极端化。

迪宁认为，上述问题的病源就是美国人的个人主义，这使得人们彼此间缺乏联系、互不关心。迪宁还批评，当这种个人主义成了建制政党的国家精神主要价值时，公民的国家认同便只能造就更多“个人主义”者，而无法产生对国家的集体认同感。

迪宁的看法，很好地概括了美国保守主义者对政治自由化的批判，因此针对这样的弊病，保守主义者所能提出的对症下药，必然是针对过去数十年来建构的DEI多元平等包容（Diversity, Equality, Inclusive）社会趋势，做一次剧烈的价值性扭转，回归一种看似稳定而有威信的保守主义社会规范和制度。

我虽然也同意迪宁对这一自由化造成的社会现象观察，但对他提出的诊断急诊方却颇为费解。要知道，DEI所追求的林林总总社会价值，当然会造成对旧有规范和制度的冲击，但问题是，这一切不一定肇因于个人主义。相反的，它也可能是由于许许多多不同社群发声争取自身权益，而形成对规范和制度的冲击。

在选民组成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就能很好来理解多元社群对国家集体认同的冲击，像迪宁这类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方式并不罕见，甚至对少数族裔的主张来说，应算是耳熟能详的批评模式。例如巫统主张废除多源流教育的原因，就是这个教育制度的设计不利于国民团结。

当然，更明显的则是在2018年主张跨族群的公正党所领衔的希盟实现政党轮替后，旧有体制崩溃引发马来人焦虑，进而促成“马来人大团结”呼声、执政党团的迅速更迭，以及各个以马来人为主政党争相抢夺捍卫马来人权益及维护伊斯兰价值正统的现象。

这样的政治现象所引发的政治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就评论人潘永杰来说，正显示了2018年留下的遗产，仅剩政党轮替之名而无政治改革之实。

其实在我看来，旧秩序的崩溃应是源自于国家处理金融危机及科技进步的措施，以及后续引起的阶级经济不平等问题，而不应归咎于“个人主义”或“多元社群主义”这类抽象的政治论述。

相反的，这类论述实则上原来是想要去处理不平等社会的政治改革路径，例如DEI原本提出的理念中，便有着要平衡少数社群弱势政经地位的意图，只是在执行过程成中，有时过于教条化，而既牺牲了原有的价值体系，又无法达致实质的公平。

正如2018年马哈迪政府委任众多华人领袖出任政府部门的部长要职时，虽平衡了政府内的族群比例，但却可能也凸显政府的委任不考虑领袖们专业能力的问题。这不仅对改革不利，也对获得要职的政治人物并不公平，因为对友族来说，他们会认为某些人是因为特定族裔身分，而非自身能力才能取得政治位置。这就使得当特定部长施政不顺时，舆论除了对部长的指责力度倍增，还会怪罪于这是政治改革引起的不必要失误。

实际上，不见得是种族纯化的马来西亚政府有这样的问题，只要政府给人一种派系分赃的印象，社会大众一样会认为某些人是因为特殊身分而非自身能力，才能取得政治位置。

不过，迪宁也确实看到了原本社会中旧秩序崩溃后，所形成的许多价值信仰不同的小社群对社会造成的问题，因为同样的问题在政党轮替后的马来西亚也存在着。

当传统权威没了威信后，任何政策都会失去一锤定音的决策，各种社会利益皆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表达自身意见，从而使得棘手的社会问题解决延宕，缺乏效率与施政合法性。

这也就是说，在面对现代国家发展形成的日益复杂化、技术化与价值碎片化的社会面貌，上述改革论述已无法针对性地提供建制政党具合理性的解决方案。而这才是政治改革者们无法建立新的规范和制度的症结所在。

只是在我看来，所谓回归传统价值、规范和制度的保守主义方案，其实并不能解决保守主义者自己很好总结出的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只不过是从挑弄社群的矛盾，并站在主流社群的角度来获取政治上的选举利益而已。

无论如何，从政者该如何直面不平等，提出具实质效果而非教条化的改革方案，将是当今人们必须好好思索及面对的艰难问题。 

吴振南是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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