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之力】

马华社会在1980年代曾有一波“文化热”，当时各地华团发起华人文化运动，以回应1969年513事件之后的局面。

513事件是我国重要的历史分水岭，在那之后右翼马来民族主义势力把持朝政，加强了对国家议程的控制，推行土著主义政策，深刻地影响非马来人在政经文教各领域的权益。为了应对这个变局，识者开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力图突破困境。

1983年，全国各大华团在槟城召开历史性的“华人文化大会”，拟定并通过《国家文化备忘录》。嗣后又陆续发表很多宣言，如1985年《全国华团联合宣言》、1997年《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等。

“文化热”期间，华团举办了很多的文化活动，一些甚至延续至今不曾中断，例如定期由各州轮办的全国华人文化节。另外，知识分子也热烈参与马华文化课题的讨论，80年代初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出版《文道》月刊，刊登了许多优秀文章，除了有史料文献的整理、针砭时政的评论，也有好一些带有启蒙主义色彩，从普遍价值框架下思考马华文化的处境、命运与可能性的思想文章。

上述群众性、持续性，由民间华团、商会、知识分子，乃至政党参与与推广文化的现象，就是所谓的华人文化运动。

文化运动的高峰时期是在80、90年代。进入千禧年之后，尽管由其所种下的文化幼苗逐渐开花结果——例如华团民办图书馆和文物馆、文物保育意识等，其构想源头都可溯及80年代——但是，整体来说，其势头似乎开始下滑。

势头下滑表现在几方面。首先，随着90年代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的崛起、政府的小开放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华人文化运动的主要推手华团逐渐褪去进步的面向，或转而拥抱威权不再制衡权力，或回归传统的联谊与互助团体本色，又或重新唤起中国魂而迷失自我。

另一方面，“马华文化”这个概念的讨论热度也慢慢退去，论者往往把它视为一个指涉华人文化特色的一般概念，而非一套带有启蒙理想的思想论述。

迄至90年代末，国内民主化浪潮风卷云涌，华团虽然没有在这场变革运动中缺席，却未能扮演积极的领导角色。诚然，并非所有华团都是如此，仍有少数走得前卫的组织勇于突破传统框架。2008年政治海啸之后，隆雪华堂妇女组就走出原本的舒适圈，关怀民主化、原住民、性少数等尖锐课题。

马华文化论述？

马华文化论述在这民主化运动过程中是否有怎样的贡献，有待进一步厘清。粗略的观察，“马华文化”这个概念在此期间并非公共讨论的焦点，即便偶有提起，往往局限于指华人文化的元素，如文物、史料、习俗等。

以上概述或许过于笼统，忽略许多细节，亦不排除带有作者的个人偏见。但是，如果这个概括不至于有太大毛病，以下几点观察，应可成立：

  1. 关于“马华文化”的讨论曾兴盛一时，是公共讨论的关键词，人们不仅热衷于为其拼凑历史图像，也探索它的思想内涵；

  2. 这段期间本地中文评论并不缺乏进步的、深刻的思想文章，这类文章以“改朝换代”为总的号召，可笼统归之为“民主化论述”。究竟这跟马华文化论述有怎样的关联，有待厘清；

  3. 晚近“马华文化”这个概念不再是舆论界的宠儿，即便偶有提起，主要局限于指与“华人色彩”相关的内涵如华人的语言、文化、历史、文物等，而失去作为一个以文化理念驱动社会变革、因此具有启蒙进步色彩的思想概念的意义。由此，“马华文化”这个概念经历了一个语义内缩的过程。

至此，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是否应该听任“马华文化”语义内缩的情况继续下去？或者我们可舍弃马华文化论述，全情拥抱民主化论述？又或者，“马华文化”这概念仍有一定意义，其累积的论述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只不过需要适应时代变迁，做出更新？

本文采取的是后一个立场：更新马华文化论述。

要进一步阐述笔者的立场，有三个问题需要处理。首先，本文的“马华文化论述”所指为何？其次，它留下了什么重要遗产？最后，它面对怎样的时代挑战，该如何更新？篇幅所限，本文仅谈第一点，后两点另文再论。

何谓马华文化论述？可分广狭二义。广义来说，马华文化论述指一套以“马华文化”——其他名称包括“中华文化”、“华族文化”、“华人文化”、“文化马华”等——为讨论对象而形成的知识话语。据此，任何人，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学者，凡以“马华文化”为对象而产生的知识，都可归于马华文化论述。

狭义而言，它指环绕大马华人作为少数群体，根据其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处境与未来而发展出的一套具有实践意义的知识论述，它试图回答我是谁、我来自何处、我在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将去哪里等问题。

论述者之所以会有此提问，因为他们身处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与其伙伴共享着同样的社会情感、精神结构，并由此而产生了“马华文化理念”的构想——它既有民族自觉，也有民主意识，详细阐述见《国家文化备忘录》、《全国华团联合宣言》等文件——而马华文化论述的出现，目的就是要促使此理念的落实。本文采用的是这个定义。

从长时段历史角度看，狭义马华文化论述涵括的范围可从战后独立年代算起，但是跟本文念兹在兹的历史现象直接相关者，当以80年代为一重要分水岭。

如前所言，513事件后大马华人作为少数群体，其政治、经济与文化权益备受挑战，遂而引发强烈的忧患意识，为缓解失根的焦虑并寻求出路，先有60、70年代由政党主导提倡的华人大团结运动，后有80年代华团推动的华人文化运动，这些运动都吸引知识分子的响应，于是就有了马华文化论述。

从知识话语的类型角度看，马华文化论述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纲领性历史文件，如宣言和备忘录，也可从内容取向来划分出“文史”、“思想”、“政经”等类型。

文史类指具有历史旨趣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是史话、地志书写、游记等。这类文章的功能不言而喻，官方长期对华人史的不重视，导致重要史料散失，民间学人整理文献史料，不纯粹是为了个人兴趣，也担起建立民间档案的重任，填补官方叙事的空白。文史类的知识也对华人身分的凝聚、文化素养的培育起到重要作用。

思想类则指反身性思考的文章，它援引普世价值去思考华人命运、处境与未来。这种反思针对的是精神与文化底蕴，并以自由、平等、本真性、民主等革新华人文化，催促其现代化，并进一步寻求在中国文化和马来国家文化之间建立马华文化主体性。

不同类型的知识形式不见得和谐共处，文史类知识可能会强化某些守旧的传统价值观，而遭来思想类知识的批评。可以这么说，文史侧重的是重建过去的历史，思想则寻求突破现况而面向未来。

无论如何，既然文史与思想这两类知识论述，都以追求实现马华文化理念为己任，则就必然不是纯粹为知识而生产知识，而是追求知识的外部效果，因此具有实践的公共意义。反过来，既然它必须具有实践的公共意义，则马华文化论述虽然是文化论述，却是无可避免会介入政治与政策，因而有了“政经”类的论述文章。

政经类论述文章原则上超越政党，它以服务文化理念为己任，而非追求党派利益，这是其公共性的一面。相对于文史与思想类重视的是文化的现代性，政经类的对象是社会现代化，包括华团组织的民主化、国家经济制度的现代化、选举制度的改革等。

重建文化论述

以上简略说明了马华文化论述的定义与其一般类型（文史、思想、政经），下来谈一谈它的近况。

前文的分析已指出，“马华文化”这个概念正经历一个语义内缩的过程，即如今主要的指涉是华人特性，而失去了启蒙意义。除此之外，马华文化论述也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即其各类型论述的发展与式微程度不一，且逐渐失去向心力，各自为政。

各类论述中，文史持续蓬勃发展，政经转以民主化论述面貌出现，而思想则几乎绝迹于公共讨论的视野。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是，理性的马华文化理念失去了统摄各方的号召力，归根结底是因为感性的忧患意识不再存在，即便存在也不那么强烈。

忧患意识的减弱是社会回归常态的好迹象，但是由此而把文化理念束之高阁却不是件好事，因为社会失去向心力，原本统摄于理念而行事的狭义马华文化论述之各文类部门，可能会各自为政，分崩离析。

从今日后见之明看，过去的论述者虽不见得有此自觉，但却有可能因为共同目标与理念而无意间分工合作、互相牵引，文史可培育民族意识，政经推动民主运动，而思想则维系二者于一体，并不断做内省反思。如今的情况似乎有变，各类部门彼此的联系似乎减弱不少。

于是，这就回归到本文的核心命题：马华文化理念还有其现代意义吗？我们还需要马华文化论述吗？

必须承认，华人文化运动也好，马华文化论述也好，它的确有许多迂腐不堪的内涵。但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今天直接或间接都受惠于它。全盘否定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在今天的局势，当政治改革陷入困境，民心涣散，公民散场回归私人生活，曾经蓬勃壮大的公民社会出现大退潮。近二十余年来以“改朝换代”为号召从而主导华文公共讨论的民主化论述也失去了读者，不再引起波澜。此时我们正需要重建一套大论述。

事实上，马华文化论述不见得不融于民主化论述，二者虽略有不同（宜另文再谈），却有所继承与延续。至少，民主化论述虽不以“文化忧患”为号召力，却不反对马华文化理念；如前所言，后者兼具民族与民主双重意识，这一点或显或潜都影响着前者。换言之，民主化论述虽不以“马华文化”为关键词，不谈“文化主体性”，更不以“文化忧患”来动员社会，但却延续着落实马华文化理念的任务。

重建大论述不见得只有回归马华文化一途，但笔者以为，这不妨是各种可能途径的一个，尤其是我所念兹在兹的“马华文化”概念原本所具有的启蒙意义，这是我们值得努力的方向。

吴小保，太平人，目前任职于华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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