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语微思】

（文接《AI时代的哲学召唤：“西方哲学格子课”札记（上）》）

尼采对“历史病”的诊断与启发

德国哲学家尼采所处的19世纪晚期，是欧洲剧烈变动的时代。宗教权威迅速衰退，基督教《圣经》被当作历史文献加以研究，无神论哲学兴起，达尔文的演化论动摇人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工业化突飞猛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进入人文领域，催生社会学、生物学与心理学等新兴学科，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意识形态剧烈重组。

尼采于1873年开始陆续发表《不合时宜的考察》四篇文章，为当时的文化与思想现象做哲学诊断。其中第三篇，即《历史学对于人生的利弊》，便是本文的关注重点。

在尼采看来，当时德国学术最繁荣的领域是历史学。它一方面承继黑格尔的乐观主义，认为历史是理性的自我展开；另一方面也受到浪漫主义影响，推崇民族精神、传统与神话。这种历史研究风格被称作“历史主义”，其主要特征在于强调历史的相对性与多样性，主张每个时代、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应从其内在的历史情境来理解。

尼采却认为，这种思潮表面上显得博学深思，实际上却构成现代意识的疾患。它培育出沉迷于知识，缺乏行动力的人格类型。“唯有刚健的个性方能承当历史学，孱弱的个性只会被历史学彻底压垮。根子就在于，只要情感和感觉还没有强健到能够根据自身来度量过去，就会受历史学困扰。”

尼采提出三种根源于人类生命需要的历史学形式：

纪念式历史学：它强调伟大人物和辉煌成就，鼓舞人们的行动意志。即使牺牲部分事实，也要塑造榜样、激发英雄气质。其流弊就是误解历史因果关系，掩盖历史事实，“靠类比来骗人：它利用动人的相似性，引诱胆大的人鲁莽行事，引诱热情的人盲目跟随”。

好古式历史学：它致力于保存传统，为个人与群体提供身份认同，使人在历史的根系中获得安顿。其弊端就是囿于保守封闭，过去一切一概认为值得尊崇，“不再维系生活，而是将之制成干尸”，使得行动者瘫痪，失却创造力。

批判式历史学：它揭示过去的错误与罪行，以批判来摆脱束缚，为新的创造开辟空间。其缺失就是流于自大，忽视当下的裁决可能源自生命的阴郁，“不知餍足地苛求自我的强力”。如此看清历史的结果亦造成厌恶生活，遁入虚无。

尼采并不否定这三种历史学各自的合理性，而是关心其比例与方向：一旦历史学失去节制，超过人生的需要，就会反噬人的生命力。他认为，沉溺于冷静、客观、无动于衷的历史知识，将麻痹人的本能、想象与创造，从而使人生陷入瘫痪。因此，尼采主张一种具“生命判断力”的历史学，能识别天才，激发行动勇气。它应当如艺术一般拥有感染力，并将知识与生命统一起来。

尼采所处的19世纪末，宗教权威崩塌，启蒙理性又显露出其精神贫瘠的一面，社会陷入虚无主义、颓废与精神病态。尼采称之为“文化的病态”，而这恰与我们今日所处的AI时代形成隐秘的呼应。我们可谓是尼采的“同时代人”，同样面对自然科学介入人文领域所带来的挑战，人的本质和价值遭受根本的动摇。

当今，AI技术迅速发展，知识工具化、人文萎缩、 意义失语，许多人在网络迷宫与算法推荐中迷失自我，文化也呈现出高度碎片化与表演化的病征。今日知识获取仰赖大数据与算法，看似丰盈，实则容易导致信息瘫痪与主体萎缩，正是尼采所忧的“历史过度”。

尼采揭示的“历史病”，今日仍以新的形式折磨我们。他关于知识节制与行动勇气的呼声仍在回响。我们准备好迎接这个问题了吗？

为什么需要哲学

尼采的拷问使我们可以正当地说，时代迫使我们需要哲学。我们需要哲学，既有外在理由（如何活下去），也有内在理由（为何活下去）。以下试析之：

1.哲学之为抽象的知识

如果我们对人的知识有所怀疑，想进一步追问其是否可靠，比如数学建立在什么基础；自然科学的方法为何是可靠的；疫苗的安全为何是可以检证和保证的，这类问题就涉及“真”。另一方面，探讨价值、目的与意义的问题，则可以归结为有关“善恶”、“好坏”以及“美好与幸福”的思考，也就是关于“善”与“美”的问题。因此，哲学可简化视为探讨“真、善、美”的学问。但若有人不追求更深广的知识或人生终极目的，是否就无须哲学呢？

2.哲学之为理解生活的工具

即便只是粗浅理解当下时代与社会，也难道不需要哲学吗？世界愈发复杂，个人仿佛沦为无方向的螺丝钉。学哲学也会接触哲学史，就会瞭解西方的历史演变，其历史变化就是全球现代化的动力。

马来西亚政治前景不明，迈向民主还是愈加威权？改革已进入新阶段，所谓的改革派掌权后，过去的理想/现实、民主/独裁的二元分析暴露不足，许多人因此陷入迷茫。社会转型正需要哲学的分析能力，因为价值迷失与矛盾，正是哲学所擅长处理的。

再者，国际政治形势嬗变，川普掌权、民粹主义崛起，AI和网络科技迅速发展，也使得大环境不再是人熟悉的，新的科技更凸显“人是什么”的问题。因此，即便只是想粗浅理解这些问题，也需借助哲学。加诸当代生活的职业周期不断缩短，每份工作可能不能固定做超过三年，我们未来过着的可能是斜杠人生。换言之，假如知识不够用，不能应付生活，那么重要的不是学了什么，而是怎样不断学习，学习怎样学习。

3.哲学之为掌握人文社会学术的工具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读书，想要了解更多往往就听听专家或者网红的视频怎么说。然而，网红或专家的说法往往沿袭自某些理论，只是未必明确指出其理论根据。

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方面是资讯多元化，不一定要读人文社会学术书或论文，才能学到有深度的知识。另一方面却是观点趋于单一，许多网红与专家学者往往依循同一学院派理论，而其对错、对立观点为何，却常被忽略。

又或者我们在一大堆艰难的学术书籍和论文前面，往往不知从何下手。因此，想要阅读和思考人文社会问题，变得问题重重，陷阱处处，门槛极高。而不想进入此世界的人，很容易就对学院派的学术嗤之以鼻，也进而对艰涩的文章敬谢不敏，就更不要说是论文和专书了。总括而言，难道阅读不也需要哲学训练作为起点？

4.哲学之为生活方式

人是提出问题的存在，总会疑惑、挣扎：为何活着？是否幸福？价值的排序又是什么：事业、家庭、爱情、理想、欲望……

哲学是不可替代的，科学无法回答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哲学是自我提问与回应的练习。在AI盛行、人类知识碎片化的时代，更需整体的思考能力。

哲学提供了一套思考的方法和框架，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人生、社会、世界。学哲学，就是学会如何肯定、选择、行动；也学会如何否定、不做什么。哲学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一种实践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以批判和反思为核心，结合理论与实践、思辨与行动、理念与道德，乃至于审美，使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深化自我理解并做价值抉择。

5.哲学的时代和文化意义

前述谈为什么需要哲学，不管是外在理由还是内在理由，还是比较从个人出发的，但如果我们以时代和文化的宏观视野来看，哲学有以下的作用：

理解当下：在现实日益复杂的今天，哲学帮助我们穿透混乱与表象，厘清问题的本质。例如面对AI伦理、气候危机、社会撕裂等议题，哲学使我们看见根本的张力与价值冲突。

想象未来：在AI与即时满足文化盛行的现实中，当代社会被“现在”吞噬，“未来”被还原为演算法预测的延续。学习哲学可提醒我们分辨现实与可能，保持未来的开放。

保卫创作：AI使文字变得廉价，但哲学的文字是思维的锻造，是抵抗平庸的最后防线。哲学的研习和写作不是堆叠信息，而是训练我们如何用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哲学是语言与人文的根基。

捍卫自由：在演算法操控的世界，哲学重申人的批判能力与自我决定的尊严。“自由”概念历经多重变化，从自由是认识到必然、自由是自主，到自由是任意性，以及消极自由与自由的论辩，乃至今天的“演算法决定”，哲学能够廓清问题，解析困境。

建构意义：在意义萎缩的时代，面对“我是谁”、“我能做什么”的追问，哲学能够鼓舞持续提问与重新定义价值。它既能回应终极追问，也可指导我们在日常中做出有意义的选择。因此，哲学不光是批判工具，亦是动荡时代中维系人之为人的方式。

立足在地，自学哲学的尝试

前文已论述哲学的重要，但在马来西亚这一特殊时空中，我们又面临哪些特殊的挑战？按照前述尼采的观点在，历史知识若失去批判与生命意义，便可能扼杀人的主动精神。面对西方哲学的输入，我们有无勇气从“批判式历史学”出发，重构自己的观点与生命？

1.后发展社会借用西方知识体系的问题。

中国历史学者秦晖谈及知识资源时，提出口号“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求索于“主义”与“问题”间》）按照我的理解，“主义”是宏观和抽象的解释系统，普遍性较高，因此可以应用到不同的地方，而“问题”属于特定时空和地点的产物，因此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而非在借用主义时也照搬其他地方的问题。“理论应自立”，则是指理论是解释问题的，因此应该具体回答之，并按照实际检验是否合理有效，不假手于外在的判准和理由。举例而言，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工人运动有不同的分析方法，假如研究马来西亚的工人问题，可以援引之，在研究中赋予不同的理论意义，然而攸关工人的状况，就业的障碍、失业率的原因等却是特殊的经验问题，需要做具体的探寻才能回答，无法从“主义”中直接得出答案。

哲学既然是抽象的学问，是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呢？我认为，哲学的四个基本领域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确实在方法论上是普遍适用的，因为所处理的是关于存在、知识、价值与审美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文化都可以提出与思考。但具体到伦理和价值判断，不同社会仍可能依据自身历史与文化经验形成不同标准，因此哲学在追求普遍适用同时，也需回应本土的独特语境。

2.哲学如何面对传统文化和知识

传统中国也有一套独特的思想系统，也触及知识、宇宙、人生、道德的问题，是否也是一种哲学呢？这个问题被称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一问题不只关乎中国思想的内容是否符合哲学标准，也涉及其语言形式、概念体系与论证方式是否契合现代哲学的定义。不同的社会，是不是都有哲学呢，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也有哲学吗？这一追问指向更深层的议题：哲学是否具有普遍结构，还是西方思想的一种特殊产物？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由于哲学概念最初来自西方，学者在整理中国思想遗产时，往往借用西方哲学的理论范式，从而形成理论立场各异的中国哲学史，如胡适受实用主义影响，构建其实用主义色彩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则借助新实在论，劳思光以康德哲学为依托；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的研究则明显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

冯友兰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应向现代哲学转变。按照张汝伦《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一文的解释是，“在冯友兰眼里，现代中国哲学或现代化了的中国哲学应该是中国哲学家用现在的语言重新阐发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讨论自己时代的问题，并将新的经验与原有的哲学结合起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语言应该在逻辑上更加清晰和严密。”这表明，“合法性”的建构非但攸关重新诠释传统，更关乎哲学语言、方法与问题意识的现代重塑。

3.本土多元情境问题

过去我谈现代性的虚无与犬儒问题时，常将中国新文化运动和马来西亚的政治转型作为分析背景。但最终我也自我检讨，由于语言能力和研究兴趣的局限，很多时候我其实是以“个体的精神”与姿态面对世界，并未真正深入思考马来西亚多元处境，尤其是族群与宗教的复杂情况，因此未能真正做到将在地问题抽象化，提炼其文化概念，与世界的普遍问题融贯交互作比较和对话。我承认自己的不足，也意识到这一限制。比如关于马来西亚的历史、东南亚的区域发展、伊斯兰文化与马来社会，我确实缺乏深入研究。

但我反对一种倾向：将“跨族群”当作尚方宝剑，仿佛任何议题都必须接受这一拷问，非得放进“多元”、“东南亚”、“族群”这样的背景中才有讨论的资格。我认为这并非良好的学术态度，也不应成为一种典范。因为这类规约不惟无助于澄清问题，更可能扼杀某些议题的独立意义。有些议题本就拥有自己的自主空间，比如艺术，不必非要透过族群的框架去理解；又如AI，是否也非得从族群冲击角度切入，才算负责任呢？

我们应当学会区分议题的不同层次：一般的社会交往属于社会层面；权力与资源的分配属于政治层面；而文化与思想的讨论则攸关抽象的理论与价值判断。以AI为例，其普世伦理的探讨属于思想层面，而其对族群结构的影响则属于社会问题。两者皆重要，但不应混为一谈。

我们固然可以考虑文化差异的维度，但也应容许不同议题在自身的理论结构与技术逻辑中展开，而非一律纳入身份政治的框架。真正健康的“多元”，应允许议题在不同层次自由展开，而非一概压缩于单一的政治语境。

4.知识去殖民问题

诚如上述指出的，“问题须土产”，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问题意识，所以去殖民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不该只是一种姿态的宣言，而应深入探问其理论所指与实际指涉。知识去殖民，是哪一种知识，研究疫苗需要去殖民吗，科学不是中立的，也需要这么做吗？当我们也在讨论“主体性”、“认识论”这些问题时，是否也在不自觉地使用西方哲学的术语资源？当端出在地思想，乃至所谓的亚洲替代社会科学，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是否真有普遍和独特意义？

学习西方思想有不同的旨趣，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不是纯然地对西方感到好奇，而是想更好地理解自己，要了解那被现代化所冲击的自我，在传统与现代中纠葛的自我。诚如比较文化学所言，理解他者，同时也在反衬中凸出自我，看到自我的多重意义。我们在理解西方思想史时，总会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视角，批判和评价是以此为基础的，而过于刻意或在研究前摆出道德化的批判姿态，则有先入为主之嫌，恐遮蔽真正的理解。

一些反西方的论述，为了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行为，强调西方启蒙思想与政治、殖民行为共谋，例如指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为殖民印度辩护等等。这类论述的优点在于意识到思想并非中性文本，而是嵌入现实结构之中。然而，其局限在于一种“二元合一”模式的简化逻辑，即将思想的历史作用与其内在哲理等同起来，从而否定其自身的思辨维度。例如将尼采思想等同于法西斯行动，把人道主义与殖民暴力看作一体，这不仅忽略了思想的内在张力，也扼杀讨论的复杂与多义意义。

又或者为了批判西方思想的宰制，会把人道主义、宗教、启蒙论述跟殖民作为绑在一起。结果，在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时，也把早期学习西方思想的精英都看作是西方思想的奴隶，这样就把发展中国家转型的思考都丢弃掉了。然而吊诡的是，这类论述却要强调发展中国家思想独立、另类现代的重要。这样的另类现代要去哪里找呢，结果就只能是口号，或者粗糙和工具性地拿一些传统来“正名”为先进的东西。而更为取巧的方式，则用传统的字眼去为既有国家强盛面貌包装，例如用“天下主义”包装中国的经济政治势力输出。于是就找到现实为出发点，去批评西方，例如用防疫的效果为中国不自由的制度辩护。

片面的反西方的论述，尤其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的“二元合一”模式，其危害不在于对西方的误解或批评不公，而在于沦为一种压抑自我的话语，非独妨碍自我问题的深入思考，更因政治正确的主导而变得刻板僵化，等而下之则是靠拢强国思维，倒向现实主义与投机论，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殖民”。

5.非刻板/科班的学习方式

“西方哲学格子”课采用主题式教学，没有遵循一般的哲学史顺序，反之围绕现实中的关键议题，如理想主义、现代性与传统张力、价值迷失等，并提供哲学概念的初步架构。这一方式虽借用学术资源，却没有亦步亦趋跟随科班体制，而是以自学者的角度重组知识，舍弃过度抽象的理论，如知识论与本体论。

我所关切的议题并非是任意的，而是源于知识背景与生命经验，也体现所持续关怀的价值。这种讲授方式不同于标准的哲学概论框架，而是尝试回应公众学习哲学时最核心的问题：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如此，本门哲学课冀望更接近哲学本义，那就是思想作为生命与价值的追问。

在教学中，我强调哲学必须放置在时代与社会的脉络。思想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而现实问题往往也是某种思想的产物。例如，环境污染与动物权的漠视，背后反映的是自然被工具化的思维、人类中心论与片面理性扩张。这种将哲学与社会历史相结合的路径，源于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传统，但我仍强调哲学不能失去其概念分析的核心方法，免得过度地偏向社会学或历史分析。

结语

哲学不是陈旧的学问，它能唤起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提问能力。

本文的核心提问是：AI时代下的哲学召唤是什么？如何回应“意义衰微”的时代困境？哲学如何具体实践？

AI技术的冲击，带来知识外包、意义衰微和行动懈怠的危机。我们要做的就是唤起哲学的思辨，重新铸造独立的理解和判断力；同时也要警惕，海量、不经鉴别的资讯与碎片化的知识妨害生命与行动。哲学与其说是观念性的反思，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实践。

身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回应必须同时跨越现代性的普遍议题与本地语境的特殊挑战。这正是今日我们响应哲学召唤的出发点。

曾剑鸣，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网络媒体编辑，主理言论版逾十载。现当个宅男猫奴，兼职讲授哲学与时事。曾编《思想与社会批判：知识青年自学》读本、《思想与社会》读本，近年在吉隆坡商务上海联合书店主讲“深度导读”，并在吉隆坡亚答屋84号图书馆开办“西方哲学格子：走跳在生命与思想之间”课程，致力推广社会人文阅读，尤关注现代性、转型时期的精神危机问题。 

关于“西方哲学格子课”详情，可点击：“西方哲学格子：走跳在生命与思想之间”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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