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论•思潮】

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群囚徒自出生起便被囚禁于黑暗的洞穴中，手脚被束，头无法转动，只能终日凝视眼前的墙壁。他们背后有一道矮墙，墙后燃烧着熊熊火光，有人举着各种模型在火光与矮墙之间来回穿梭。模型的影子在火光投射下映照于墙上，成为他们所能见的全部“世界”。而墙后人的谈话声在洞中回荡，使囚徒误以为那是影子在说话。

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人挣脱了枷锁。回头之际，刺眼的火光令他剧痛难忍，但他强忍不适，首次看见模型与搬运者，不禁困惑动摇。他顺着洞口洒入的一缕自然光，艰难地走出洞穴，却迎来更刺目的阳光。他几乎睁不开眼，但一步步适应后，终见水中倒影、万物实相，直至仰望太阳。那一刻，他顿悟：自己曾深信不疑的“现实”，不过是墙上的幻影。

这是2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发人深思的《洞穴寓言》。

前阵子我受邀到一所中学演讲，对象是将近3000名13岁到18岁的学生。我以这则寓言作为引导，请学生想象自己就是那个挣脱枷锁的人，然后必须做出选择：

（一）立刻离开洞穴，过自己的自由人生，不再回头；
（二）回去尝试说服其他人，分享外面世界的真相；
（三）先观察，等时机成熟再慢慢告诉洞穴中的人；
（四）感到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可能会犹豫很久。

我自由了vs 我该回头吗

由于时间限制，我只随机抽了六组学生回答，结果超过一半选择了（一）。他们的理由大致是：既然知道洞穴的一切皆为假象，如今得以逃脱，当然要先追求自己的自由人生。这反映了一种态度：个人自由优先，强调自保与自主选择。

我也曾在课堂上带领学生讨论著名的哲学思想实验“电车难题”：设想一辆失控的电车即将撞死五人，而你可以拉动拉杆，使它转向另一条轨道，只会撞死一人。你会怎么选？

大家猜猜学生们的反应如何？大多数选择“不做决定”，让电车继续前行、撞上原来轨道上的五人。原因是：事不关己。死五个还是死一个，都与他们无关。

虽然这并非《洞穴寓言》和电车难题的本意，但透过这些情境式测试，我们不难从青少年的直觉反应中察觉：在他们的选择中，“其他人”，甚至是“未来人”，并非道德考量的一部分。

我们的剧本里，从没写上“他人”

这并非对他们的责备。我反而更想追问的是：为何“让他人幸福”从未被纳入他们的选项中？

十几岁的青少年会这么思考，其实无可厚非。毕竟，我们的教育系统和社会价值，长久以来教导的，是一套高度个人导向的生活模式：好成绩、好学校、好工作、买车买房、成家立业，然后规划一场财富自由的退休生活。这套人生剧本几乎没有提及“他人”，更遑论那些还没出生的“未来世代”。

但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永远只专注在自己的小日子上，那人类这个物种还能走多远？

哲学家Samuel Scheffler曾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你得知，在你死后的第二天，人类将完全灭绝。没有后代、没有未来、没有历史的延续。那么，你今天还会努力读书、写作、工作、育儿、改善社会吗？

许多人会说不会。不是因为自己明天会死，而是因为没有未来让“现在”也失去了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对未来世代的存在，有着比自己以为的更深依赖。我们的意义感、希望感、动机，早已默默扎根于“未来还有人存在”这件事上。

另一位哲学家William MacAskill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这位长远主义（Longtermism）倡导者指出，如果未来可能存在的生命数量远超过今天，而我们今天的选择将深远影响他们的生存福祉，那我们就有道德责任为他们多想一步。

这不是空泛的未来主义，而是从气候、科技、教育到价值观的塑造——我们今日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未来命运的转捩点。

为什么对他人有道德责任？

这些哲学家的提醒让我开始反思：我们是否愿意从“个人自由”迈向“共存责任”？我们是否准备好把“未来世代”重新纳入我们的想像和行动蓝图中？

从哲学上来说，人类为何对他人，特别是与自己无直接关系的他人，有道德义务？责任伦理学家Hans Jonas主张，我们每个人的存在从未是孤立的。他认为，在当代科技与政治结构下，人类的行为已经具有前所未有的力量，尤其可以摧毁环境、改写基因、生命结构等。他说，“我们第一次拥有了摧毁整个人类的能力”，影响未来成千上万世代的生存条件的可能。

他解释道，我们这一代人对未来世代的责任不是来自契约，不是出于义务交换，而是出于一种对未来的敬畏与慎思。也就是说，我们采取每个行动前，必须思考其是否符合此前提：它的后果不应危及人类生命在地球上的永续存在。

诸位或许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今日所拥有的语言、制度、科技与生活方式，皆承继于无数前人的累积与付出；同理，我们也处在一个彼此依存的伦理网络之中，若我们希望被理解、被善待、被保护，那就必须承认他人也应被如此对待。正义、公平与责任感，正是建立在这种对“他者”的承认之上。

培养世界公民，看见未来人

美国哲学家 Martha Nussbaum 在其著作《Not for Profit》中提出“人类发展模式”（Human Development Model）作为教育目标之一，以对抗教育日益单一的“人才输送机制”倾向。

她列出民主社会公民应具备的七项能力：第一，能就当代国家的政治议题进行思考、批判与论辩，不盲从权威；第二，意识到所有人都应享有平等权利，不因性别、宗教或族群差异而例外；第三，具备关怀他人的能力，不论对方是亲近或陌生；第四，有想像力去理解他人的生命处境与复杂议题；第五，能基于充分资讯，对政治领袖与制度做出判断；第六，关心的不只是个人或所属群体利益，而是国家整体的公共福祉；第七，将国家放在世界脉络中思考全球议题，发展跨国关怀与责任感。

乍看之下，这七项能力都是针对当代社会而设，但我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从小就学习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拥有更强的同理与责任感，那我们也就更有可能关心那些未曾谋面、尚未出生的未来世代。

我们能为未来做什么？

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长远主义者，也不可能立刻为后代设计宏伟蓝图。可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开始练习，慢慢把“未来人”纳入我们的日常想象：

  • 在态度上，我们可以多问一句：这件事若不是为我或我族人做的，是为了“比我更久远的人”做的，它还值得吗？

  • 在教育上，我们可以鼓励孩子提出“为什么”，而不是急着给出“该怎么做”的标准答案。提问不只是表达好奇，更是挑战现状、拓宽可能的起点。一个敢于质疑的人，才有可能想像一个不同的未来，并为此付诸行动。让提问能力成为一种尊重未来的方式。

  • 在公共关怀上，我们可以关注那些关乎长远的议题——像是气候制度、AI政策、儿童保护、教育正义等。这些议题影响的，往往不是我们自己而已，还包括未来世代的生存环境与价值基础。

我们必须谨记：未来的亿万人不因尚未出生而不重要。他们没有选票，也无法上街抗议。虽然这些未来世代未曾向我们请求什么，但我们的一切决定，终将成为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你我手中。

萧婉思，英国剑桥大学生物人类学博士，致力推广哲学思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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