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近来，我国接连发生了数起震惊社会的校园悲剧——从疑似霸凌受害者坠楼，到学生持械杀害同学——社交媒体上议论纷纷，不少人将矛头指向“教师丧失鞭打权”，并呼吁恢复教师鞭打学生的权力。

然而，这类讨论与发言往往缺乏实证基础，容易沦为情绪性的论断与发言。

校方鞭打权从未被剥夺

在今年9月26日举行于槟城的反霸凌市民大会上，有教师表示希望当局“归还藤条”，认为唯有允许老师对学生体罚才能抑制校园霸凌。

然而，大马人权委员会儿童专员法拉妮妮就澄清，教师的鞭打权从未被剥夺。事实上，根据《1959年教学条规（学校纪律）》规定，校长与指定教师本就拥有使用藤条的权力。她也提到自己任教大学23年来，询问过的多数学生都有受到体罚的经历。

更何况，校园暴力并非今日之祸。在近二十年以前，教师对学生施以鞭打等体罚行为相对而言更为普遍，但我国同样经历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悲剧事件，例如：2002年雪兰莪加影， 一名少年因谋杀其补习老师的女儿被定罪；2003年彭亨淡马鲁，一名学生被四位同学霸凌致死；2004年森美兰芙蓉，一名高中学生在宿舍里遭多名学长殴打致死等。

可见，暴力事件并未因体罚存在而减少。若真如坊间所言“没有鞭打，学生才无法无天”，那这些悲剧理应不可能发生。事实却恰恰相反。

缺制衡鞭打权必带来悲剧

政策的制定最忌讳片面的考量。

有的民众或许认为，教育部应减少对校方鞭打行为的限制，使教师能更无心理负担地体罚学生以维持纪律。但我们必须警惕，缺乏制衡的体罚权，必将带来其它层面的悲剧。

在2009年的森美兰，就有一位9岁学生不幸被老师鞭打致死；在2017年柔佛亦发生相似的悲剧，一位11岁学生因老师体罚而不幸离逝。

从国际视角来看，体罚并非维护学生纪律的灵丹，反而与校园暴力的发生有高度相关。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一项针对88个国家的跨国研究就发现：在禁止体罚的国家，青少年暴力的发生率更低。

世界卫生组织于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也发现：体罚会显著增加儿童的一系列负面行为，包括焦虑、抑郁、与攻击性行为等。

不少心理学研究更指出，长期以体罚作为纪律手段的环境，反而会让学生在潜意识中学会“用暴力解决冲突”。这种代际传承的暴力循环，亦是我们应当共同警惕的隐忧。

问责应建立在理性之上

教育部当然不能免责，但改革不能徒流于情绪政治。

我们是否应强化校园安检与监控系统？是否应加强校园的心理辅导环节？是否需要限制青少年接触暴力影视与游戏内容？在扩增教师的鞭打权以外，存在着更多的政策方向，值得我们理智地深入探研。

此外值得警惕的是，这次事件的震撼力之所以格外强烈，还在于相关影像在网络上的广泛散播。

视频中真实的冷血与无情，以毫无遮掩的方式冲击公众感官。对于目击者与同龄学生而言，过度的血腥影像还可能触发焦虑、二度创伤、甚至模仿效应。

媒体与网民都应承担道德责任，克制转发血腥影像，不让悲剧成为流量的祭品。

最后，我们更该警惕，在许多社会悲剧爆发后，公众迅速怒火中烧，却往往在数日后便将其遗忘。许多的社会悲剧，都被下一个新闻热点所掩盖。这样的社会记忆缺陷，只会让问题原地打转。

教育政策的调整应基于事实与科学。唯有我们不轻易遗忘，并不随意被情绪误导，此类校园悲剧才终不会任意被时间所掩埋。

董明玮，欧盟新能源产业协会认证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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