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教节特辑】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伴随而来的多元文化如何在一个民主社会之中共存，至今依然是个挑战——长期以来的教育、文化、语言政策以马来文为主导，多元文化主义与多元语言主义并不在官方的政策议程里。

接受母语教育被认为是一项不可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在这项权利底下，每个人都能够使用自己的母语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大部份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母语与他的族群身份是紧密相连的：巫裔的母语是马来文；华裔的母语是中文；印裔的母语是谈米尔语。只有在极少部份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母语与他的族群身份是分离的，例如一个华裔的母语并非中文，而是英文。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阐明马来文为国家语言的地位，也保障其他族群拥有使用自己母语的权利。但是，保障一项权利不被剥夺是一回事，积极发展一项权利却是另一回事。政府允许不同源流的教育体系使用自己的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保障了母语教育的权利，但非官方主流语言与文化，各源流的教育体系的发展也常面临着许多困境与难题，能够获得的资源与支持少许多，更多的政治阻碍，常是政治争议与社会分歧的焦点。

自由与平等不只是民主社会的根基，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一个允许不同价值共存的社会，必须以自由、平等作为前提。马来西亚《联邦宪法》沿袭英国的法制精神与制度，宪法涵盖自由、平等的基本人权条文内容。当我们把自由与平等视为普世价值时，这意谓它们适用于所有人身上，不论肤色、信仰、性别、社会地位的差异。但是，《联邦宪法》同时也赋予马来人特殊地位并获得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平等概念只是局部有效的，而不是普遍适用的。

当我们拥抱自由与平等的普世价值时，我们也期望其他价值都能够在这基础上相融并存于一个开放社会里。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要在现实中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当我们的争论停留在多元文化是否威胁到特定族群的权益，多元语言是否是国民团结的绊脚石，平等地位是否会导致特定族群被边缘化，这些争议背后反映的也是一种焦虑与不信任。

虽然宪法赋予了一些基本权利，但是这些基本权利并不一定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人身上。如此，自然会产生不平等与歧视。于是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教育，语言与文化的不平等和歧视的存在？这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关于不平等与歧视的问题，一直以来都不乏讨论，但是我们的讨论很少能够突破宪法制度与历史维度的限制。无论是立国精神、社会契约，重大历史事件都已经框设我们讨论问题的方式。关于争取母语的平等地位问题，我们依然在一个固有框架之中进行讨论。除非我们能够重新框设问题，否则我们很难说服另一方，为何必须接受其他语言获得平等的对待。

过往的讨论已指出，华教论述基本上依循几个主轴，包括母语教育的学习效果、母语教育的基本权利、公正与平等对待各族的母语等等。但是，这类讨论与争取所取得的成果有限。

归根结底，在讨论母语教育的权利问题时，族群身份与公民身份常纠结在一起。一方面，母语被视为族群的灵魂，承截着文化传统的内涵，因此捍卫母语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是捍卫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另一方面，母语教育也被视为是一项基本人权，每个人都拥有使用自己母语的权利，捍卫母语教育的基本权利，是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

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往往离不开几个要素，包括语言、文化习俗、历史记忆等等，用以区别他者。当一群人操着相同的语言、过着相同的生活模式、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时，他们会认为彼此都属于一个共同体。按此理解，族群的身份认同与母语的使用是不相分离的。一个族群透过母语的使用，承认自己的族群身份，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

一个公民的身份认同，看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族群身份、信仰、语言与文化习俗，而是视他为一个自由、平等、拥有责任与义务的理性人。当我们所讨论的议题涉及自由、平等、正义的问题时，我们倾向于不去考虑一个人的族群身份背景。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考虑特殊的身份背景，我们有可能无法做出一个公正的栽决。

这并不是说，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只能拥有一个身份：族群身份或公民身份。在一个自由、多元、开放的民主社会，我们被允许拥有不同的身份。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同时拥有几个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身份之间切换，所以我们常会不自觉地带着不同的身份在讨论各种议题。有些身份的切换是合宜的，有些则不是。

民主开放的社会极需其成员以公民身份参与各种公共事务的讨论——倘若以族群身份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则无可避免会落入族群政治的窠臼中。由于每个公民身份都以自由、平等为前提，默认相同的价值理解。每个参与讨论的人都不会把自己的族群身份、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放在优先考虑的顺位。职是之故，当每个人都以公民的身份讨论母语教育的权利时，讨论国家是否应该公平对待不同源流教育，我们预期可以获得一个理性共识。

当各族群以自身的族群身份展开对话，彼此所默认的价值可能并不一样，预期的结论也将不一样。因此，在族群之间的对话过程，对于沟通、谅解、尊重、容忍的追求，总是大于对平等的追求。族群之间的对话仰赖自身的传统文化与思想资源，从中找到会通之处，它更适合停留在民间与学术领域的交流，而很难跨入政治领域。

一旦族群身份跨入政治领域之中，各种争议与紧张关系油然而生。当一个群体反对多流源学校，认为它是违反联邦宪法的，它并不是以一个公民身份针对此事提出抗辩，而是无可避免地以一个族群身份提出质疑。当一个群体反对政府签署《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认为这是侵犯土著的权利时，它也不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针对此事提出反对，而是无可避免地以一个族群身份表达愤怒与不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反对的理由皆出自于族群利益的考量，而不是基于平等、公正的理由。所以，这类争议在一开始就已经被定调为一种涉及族群政治的敏感课题。

这种族群身份常是不自觉，且理所当然的，以致我们不认为这么做是有任何问题的。同样的，当我们追求母语教育的平等权利时，我们是否自觉地以一个公民身份提出这项要求？而其他人又是否能够首先看到我们的公民身份，以及我们所提出的理据？显然，如果我们提出的理解不是以平等、公正作为理由，而是诉诸族群的优越、文化的影响力、中国的崛起等等与平等无关的理由，那么这同样也是一种族群身份的论述。

当下，我们应该说服不同的群体以公民的身份来思考各源流的母语教育的权利。尽管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文化习俗，过着不同的生活模式，尝试以公民身份讨论母语教育的平等问题，才是可行的途径。族群身份无疑会以本位优先的概念，排挤平等概念。相反的，平等、公正应该成为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前提，进而讨论各种语言是否获得平等的地位。

这并不意味，参与讨论的人必须放弃自己的族群身份认同，而是让公民身份优先于族群身份，展开理性的对话。一旦我们无法将公民身份置放在优先于族群身份的地位，我们就很难摆脱族群政治的枷锁，与其他群体展开一场理性的对话。

陈鸣诤，南方大学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为2025年华教节特辑系列文章之一，今年的特辑主题是“改革推进的瓶颈与现实限制”，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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