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专论坛】青年进击，世代革新

自从加沙走廊的战火被再次点燃，全球舆论迅速陷入了熟悉的分裂。在同情巴勒斯坦的声浪中，一种强大的叙事占据了道德高地：这是一场“被压迫的原住民对抗西方新殖民主义”的战争。在这种视角下，哈玛斯的炮火被视为对帝国主义秩序的绝地反击，而以色列则被单纯地描绘为西方在阿拉伯世界强行植入的异物，乃至病毒。

这种黑白分明的“正邪对决”叙事具有极强的情感号召力，为愤怒的人们提供了完美的道德出口。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定居点扩张以及欧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确实是巴勒斯坦苦难的直接来源，但是，将一切灾难单纯归咎于西方殖民遗毒，似乎并没有把话说清除。

对我来说，它无法解释为何巴勒斯坦人在这场跨越几代人的斗争中如此孤立，也掩盖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今日以巴问题的死结，不仅源于外部强权，更应向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政治失能与背叛展开问责。

巴勒斯坦：孤立无援的弃子

如果这是一场全体阿拉伯民族乃至于穆斯林社群对抗殖民主义的圣战，我们理应看到一个团结的“阿拉伯阵线”。然而，在我们熟悉的马来西亚穆斯林社群热情高涨支持巴勒斯坦的同时，阿拉伯半岛的现实却是冰冷的同床异梦。

对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埃及这些主要的逊尼派国家而言，哈玛斯绝非反帝英雄，而是危险的穆斯林兄弟会变种，是威胁其王权与军政稳定的内部毒素。

过去，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试图在伊斯兰政治与西方所推崇的民主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并以此取代王权与军权的统治。最终，这个梦想在埃及的军政府回归下、在拉巴广场的血腥镇压下被彻底粉碎。随之而来的阿拉伯之春彻底失败，让这个和平参政的梦想更显得苍白无力。

绝望催生了更暴力的路线，兄弟会四散而逃的成员当中，其中一条路线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力量合流，从而催生了哈玛斯。正是这种“兄弟会血统”，注定了哈玛斯在阿拉伯主流政治圈中的孤儿地位。对于沙特、埃及和阿联酋的统治者来说，哈玛斯的威胁甚至大于以色列，因为这种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剑指这些政权合法性的根基。

在现实的压力下，哈玛斯出现了转向：在区域外交与财政上被主流阿拉伯国家全面边缘化后，它只能依靠外部力量维持组织运作，这也使以巴冲突逐渐呈现代理人战争的特征。被本应支持的阿拉伯兄弟排斥后，这个原本属于逊尼派的伊斯兰传统组织，最终转向非阿拉伯、什叶派的伊朗寻求庇护。被以色列击杀的叶海亚辛瓦尔（Yahya Al-Sinwar）正是推动这一战略的核心人物，长期维系着哈玛斯与德黑兰的合作关系。伊朗之所以愿意接纳哈玛斯，也有其清晰的地缘政治考量：在逊尼派主导的阿拉伯世界内部扶植一个抵抗力量，牵制沙特等地区大国，持续争取穆斯林领导的地位。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一个荒谬的景象，穆斯林领袖在联合国大会上痛斥以色列的暴行；实际上，许多阿拉伯政权对哈玛斯的被削弱乐见其成，例如埃及曾大力封锁哈玛斯、沙特王储莫哈末沙勒曼（Mohammed Salman）也正在推动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更不要说沙特本来就与美国交好，共同抵御伊朗的历史背景。将这种充满算计的利用与出卖美化为对抗帝国主义的壮举，是否真的能够反映巴勒斯坦人民的真实状况？

哈希姆家族与“泛阿拉伯梦”的夭折

然而，这种内部的分裂并非始于今日。如果我们愿意剥开“反帝反殖”的宏大叙事，将镜头拉长至百年前，便会发现阿拉伯世界的裂痕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就已埋下伏笔。大家习惯将阿拉伯的破碎归咎于1916年英法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这个恶名昭彰的协议自然影响深远，但掩盖了另一场发生在阿拉伯人内部的关键转折。

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哈希姆家族曾拥有统领伊斯兰世界的最高传统合法性。1916年，一战正酣，当时的族长侯赛因阿里（Hussein Ali）发起阿拉伯大起义，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边缘区域火中取栗，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王国。

英法列强的背信弃义，以及来自阿拉伯内部权力更迭中断了这一进程。1924年，在英国支持下，来自内志的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武装将老侯赛因赶出了圣城麦加。至此强烈的宗派主义取代了在宗教上（也许）更为宽容的泛阿拉伯路线，依靠圣裔血统的法统地位让渡给了复古传统的瓦哈比宗教路线，沙特阿拉伯取代哈希姆家族成为了阿拉伯半岛其中一个最大的玩家。

哈希姆家族的退场并非终点，埃及总统纳赛尔在20世纪发起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幻灭，则恰恰反映了阿拉伯反殖民叙事苍白无力的地方。无数打着反帝反殖口号上台的独裁领导人在推翻以色列之前，已经对自己的阿拉伯子民翻下累累暴行，使得泛阿拉伯主义进一步破灭，让宗教力量填补了这个真空。

结语

回到当下的加沙废墟，我们看到的确实有西方殖民主义留下的伤痕，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暴力迫害。但是，距离殖民者撤离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我们必须进持续地追问：难道这半个世紀以来所有的人道灾难，都可以用西方的不间断殖民入侵来开脱吗？整个阿拉伯难道真就没有丝毫能动性吗？

我们无法否认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残暴，也无法忽视西方强权至今仍在通过军售和外交手段介入阿拉伯半岛，助长了独裁政权的存续。但是，如果简单地全部归咎于西方，那么就忽视了阿拉伯人也需要为自己的治理失败负责的事实，独裁者可以继续用“抵抗外敌”来合理化内部的暴政，而极端分子也可以用“西方压迫”来为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辩护。

对于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全球穆斯林社群而言，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遭遇无疑是真诚与宝贵的，但是否也应该包含更多对伊斯兰世界内部政治失能的究责？

谢癸铨，国际伊斯兰思想与文明研究院（ISTAC）硕士生、自由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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