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加沙走廊的战火被再次点燃,全球舆论迅速陷入了熟悉的分裂。在同情巴勒斯坦的声浪中,一种强大的叙事占据了道德高地:这是一场“被压迫的原住民对抗西方新殖民主义”的战争。在这种视角下,哈玛斯的炮火被视为对帝国主义秩序的绝地反击,而以色列则被单纯地描绘为西方在阿拉伯世界强行植入的异物,乃至病毒。
这种黑白分明的“正邪对决”叙事具有极强的情感号召力,为愤怒的人们提供了完美的道德出口。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定居点扩张以及欧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确实是巴勒斯坦苦难的直接来源,但是,将一切灾难单纯归咎于西方殖民遗毒,似乎并没有把话说清除。
对我来说,它无法解释为何巴勒斯坦人在这场跨越几代人的斗争中如此孤立,也掩盖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今日以巴问题的死结,不仅源于外部强权,更应向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政治失能与背叛展开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