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论•思潮】

2026年2月28日，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飞往德克萨斯州的途中，下令执行代号“史诗之怒”的军事行动，向伊朗发射导弹与无人机。这一刻是具有象征性的——美国总统在三万英尺高空，离开华盛顿的同时改写了西亚的地缘格局。这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他的决策风格始终遵循同一逻辑：打破现有框架，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然后以“胜利”的名义宣告完成。从对盟友征收关税到退出多边协议，从试图“购买”格陵兰到孤立地发动对伊朗的战争。

对许多人而言，这一切行动，用常规的政治理性几乎无法理解。这种系统性的破坏，究竟是无序的冲动，还是另一种形式的秩序建构？

尼采的破坏美学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指出，人类历史上所有真正的价值创造，都必须经过一个破坏的阶段。旧的价值表束缚了新的可能性，因此必须被打碎。但是尼采从未说破坏本身就是创造。他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破坏者必须有超越个人利益的生命意志——他打碎旧世界，是因为他看见了人类更高的可能，并且愿意为此承担代价。

以此衡量特朗普，问题立刻变得清晰。他的美伊战争宣示了四个目标：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消灭其海军、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瓦解其代理人网络。从目标设定的角度看，这不是随机的破坏，而是有结构性意图的清场——清除一个在西亚长期制衡美以影响力的强势力量。

可是，在战争期间，特朗普同时提出了多个相互矛盾的开战理由——先发制人、阻止核武器、夺取石油资源、实现政权更迭——且是随著情势变化而不断更换说法。战争刚开打不足两周，特朗普便宣称“战争几乎结束了”，并错误声称伊朗军队已被摧毁、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

特朗普这种随风摇摆的叙事，暴露了其行动背后价值支撑的缺失。尼采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者，知道自己在摧毁什么，也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摧毁。特朗普的破坏，缺少这种“知道”。他的行动有意图，但意图服务于眼前的交易利益，而非任何超越性的愿景。

这不是创造性破坏。这是破坏的表演。

然而，在批判特朗普之前，首先必须了解“秩序”本身并非中立的概念，因此特朗普所破坏的旧秩序只不过是一连串道德包装下的规则。

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包括多边主义、平等原则等框架。可是，本质上，这套框架是强者用来管理自身优势的工具，是一种霸权的秩序管理手段。

为什么一套倡导平等与合作的框架，反而是强者的工具？二战后的规则，如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联合国安理会架构等，是由胜者一手设计。强者将其优势制度化，意味著他们不再需要每天动用武力来维持地位，而只需维持规则的运转。这就像一家赌场，规则对所有赌客看似公平，但规则本身是为了确保“庄家长期必胜”而设计的。

再来，在自由秩序下，当规则符合强者利益时，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普世价值；当规则限制了强者时，强者拥有例外权。无论是单边制裁还是军事干预，强者总能找到道德与法律的修辞来为其背书，而弱者若采取同样行动，则会被标记为破坏秩序者。

最后，这套秩序创造了一种道德的高地。它将特定文明的价值观包装成人类共同价值，从而掌握了定义“正当性”的权力。在这种框架下，任何对强者利益的挑战，都不再仅仅是利益之争，而被定义为“文明 vs. 野蛮"、“民主 vs. 独裁”的对抗。这种权力比纯粹的暴力更隐蔽、也更难以动摇，因为它让被支配者在心理上也接受了这套秩序的合理性。

换言之，强者通过制定规则来维持和强化自身优势，同时让秩序显得像是所有人的共识。

古希腊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早就看透这一点。他在记录雅典与米洛斯的谈判时，让雅典人说出了那句冷酷的名言：“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承受所必须承受的一切”。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普遍规则”，只是用文明的术语包装了修昔底德这句冷酷的名言。

特朗普现在的所作所为，是直接把这个包装撕掉，赤裸裸地实践。他的逻辑非常坦率：美国利益第一，规则服从（美国）利益。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坦率本身让旧秩序显得更虚伪。

但揭示虚伪，不等于提供替代。就像一个医生指出你的药是假的，然后走开不管，并没有让你更健康——这只停留在诊断，不是治疗；特朗普的破坏揭示了旧秩序的脆弱与虚伪，这个揭示是真实的，但揭示之后，他留下的不是新的可能性，而是一片对所有人都更危险的真空状态。

暴力无法建立秩序

汉娜鄂兰在《论暴力》中做出了一个至今仍然重要的区分：权力与暴力本质上是相对立的。权力来自人们的集体行动与共识，它需要他人的参与才能存在；暴力是当权力丧失时的替代品，它能摧毁，但无法创造持久的政治秩序。

这个区分直接切中特朗普行动的核心问题。美国在美伊战争的军事层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量在战争首周内大幅下降，核设施受到严重破坏。但在政治层面，这场战争几乎是孤立进行的。美国此次没有建立任何多边联盟，英国拒绝提供基地，欧洲盟友只是在事后联合声明中呼吁恢复外交。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实质上只有以色列。

对鄂兰而言，这是暴力在孤立中运作，而非权力。军事打击可以摧毁导弹库存，可以消灭领导人，但它无法生产人们愿意共同遵守的新规范，无法凝聚集体认同，无法建立任何可持续的政治安排。

现在全球人最关心的是：战争结束后呢？特朗普关于伊朗，甚至是全球的未来表述充满矛盾——他的副总统说目标不是政权更迭，但他本人随即在社交媒体上暗示政权更迭或许是必要的。一个没有政治愿景的军事行动，不是秩序的建立，是废墟的生产。

鄂兰认为政治行动的意义在于它在公共空间中开启新的可能性，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对共同生活的塑造。特朗普的行动方向恰恰相反。它收窄公共空间，驱逐潜在的参与者，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化为一个人的交易决策。

最致命的破坏

特朗普的破坏是真实的，旧秩序的脆弱也是真实的。但是破坏之所以没有成为建构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缺乏超越个人利益的生命意志。再者，这种破坏依赖暴力而非凝聚集体共识的权力，而且它没有为政治行动的公共空间留下任何余地。

然而，最致命的破坏，或许还不是以上这些。尼采最深的恐惧，从来不是旧价值的崩溃。他清楚地知道旧价值必须崩溃，因为这是新创造的前提。他真正恐惧的，是崩溃之后出现的那种状态：人类失去了建立新价值的意志，不再相信任何东西值得为之奋斗，只剩下一种瘫痪的消极——他称之为虚无主义的最坏形式。破坏若没有肯定性的价值创造作为后继，留下的便只能是消极虚无主义的荒原。

鄂兰将这个问题称之为“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她所指的“世界”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地球，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个由共同行动与共同承诺所构成的公共空间。当这个空间收缩，当人们不再相信存在一个可以共同居住、共同塑造的公共世界，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就从根本上枯萎。这个枯萎不是来自制度的崩溃，而是人们对“秩序是可能的”这件事本身失去了信念。

特朗普的破坏，正在催生这两种状态的叠加。它所留下的最深远的遗产，不是伊朗的废墟，也不是松动的北约，而是一种扩散中的集体感受：旧的东西已经不可信，新的东西又无从想像。尼采的虚无主义与鄂兰的无世界性在此汇合——前者腐蚀了创造的意志，后者瓦解了共同行动的前提。两者相加，构成对人类集体政治意志最深层的打击。这才是破坏而不建构的真正代价。

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行动揭示了旧世界的虚假地基。尽管并非他的本意，我个人认为这是个有实质意义的贡献。但他没有也无意在废墟上建立任何值得建立的东西。站在废墟之上宣称胜利，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逃跑。而我们，是留在废墟里的人。

（写于2026年4月，美伊停火协议仍在谈判之中）

萧婉思，英国剑桥大学生物人类学博士，致力推广哲学思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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