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器】

近期，森美兰州陷入了一场罕见的宪政与政治双重危机。

这场动荡始于“罢免严端”的激进提议，随即引发州内传统权威与现代政权的剧烈摩擦；紧接着，巫统内部派系借势发力，宣布撤回对现任州务大臣的支持。这一试图重新洗牌州领导权的举动，最终导致森州议会在失去多数支持的悬念下被迫无限期展延。表面上，这是一场由席位博弈引发的权力僵局，实则是马来西亚政治范式转移过程中的一次深层震荡。

当马赛克般的权力拼图在森州重组，巫统内部的离心力与地方势力的博弈，正将州政府推向行政休克的边缘。然而，在这场权力漩涡的中心，华社所展现出的政治疲劳，并非源于对公共事务的冷漠，而是一种基于政治效能感流失与结构性无力感的理性心理防御。

历史的回响与路径依赖

回溯马来西亚的政治轨迹，华社的政治参与模式经历了从“协商架构”到“博弈僵局”的结构性演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华人政治依附于强势的大一统联盟框架。彼时，以巫统为核心的马来政治板块高度集中，权力呈现单一垂直的特征。华社代议士如早期的马华公会，主要通过“国阵模式”下的内部协商机制，在威权体制的缝隙中争取生存空间。例如，在制定经济政策或教育拨款时，华社倾向于通过内阁闭门协商而非公开对抗来获取分配。尽管这种模式常被诟病为“政治乞讨”，但在客观上，权力的稳定性确实维持了政策的长线预期与营商环境的确定性。

转折出现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这场风暴开启了两线制的浪潮，并在2018年大选实现了历史上首次政权更迭。华社在这一阶段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热忱，试图通过选票重塑国家的治理基因，推动从“族群分利”向“公民契约”的转型，寄望于实现希盟当时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愿景，以及对制度化公平的承诺。

然而，历史并未如预期般线性上升。随着巫统长期霸权的崩塌，马来政治并未进入稳定的多党制转型，反而因喜来登政变后的权力重组，坠入了极度碎片化的深渊。巫统、土团党、伊党的混战，使马来政治陷入了“谁更捍卫族群”的内耗中，甚至迫使马哈迪等老牌政客不断重申“马来人团结”的命题，试图在乱局中重新整合基本盘。

这种历史性的权力断层，直接导致华社政治定位的尴尬：当单一威权瓦解为多极混战，华社曾经引以为傲的“造王者”选票，在不断更迭的临时结盟中，其议价能力不升反降。森州的宪政危机，正是这种演进下的极端缩影，旧的协商秩序已然瓦解，而新的治理契约却在权力内耗中难产，最终让选民在反复的博弈中精疲力竭。

马来政治碎片化的外溢效应

在这种结构性演变下，我们必须客观意识到，华人的政治命运已无法孤立存在，而是被紧紧捆绑在马来政治碎片化的战车上。过去那种大一统的政权结构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派系林立的存量博弈。

森州华人选民即便展现出极高的选票集中，在2023年州选及随后的补选，华裔选区依然对执政联盟（希盟-国阵）维持九成以上的高支持率，但在实际权力架构中，这种支持却在马来政党内部的撕裂下被无情稀释。

以近日森州巫统领导层与大臣阿米努丁的公开决裂为例，当内部派系选择以撤回支持政治勒索时，华社倾力维持的政权稳定便在瞬间瓦解。这意味着，无论华人如何达成内部共识，其议价权仍被局限在马来精英阶层的权力博弈中，沦为“马赛克政治”下的被动参与者。

当“权力分配逻辑”优于“公共治理逻辑”，华社追求的政策延续性便成了首个牺牲品。这种治理赤字最直接的表现，便是诸如宏愿谷2.0（MVV 2.0）招商对接会或新村基础建设拨款等原定计划的停摆。对于务实的华社而言，这不仅是政治互信的流失，更是实实在在的机会成本损失。当邻州正积极抢占数字经济与半导体供应链的先机时，森州却因人为政争而错失了发展的黄金窗口。

从造王者到被动看客角色错位

这种外溢效应进一步导致了华人角色的转型，从“引领变革的参与者”沦为“风险自负的旁观者”。

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华人选民陷入了一个悖论：即便投入了最高密度的选票，也难以有效约束盟友内部的倒戈，更无法在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中索取对等的治理回馈。在这种数字游戏中，华社的政治筹码正面临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为了争取少数摆动的中间选民，执政联盟往往在涉及多元世俗的核心议题上选择沉默或采取保守姿态。

这种“政治溢价”与“治理获得感”的严重不对称，直接导致了政策推进的迟滞与倒退。无论是在新村永久地契审批上的行政冷冻，还是在统考课题上的陷入政治温吞，甚至是在面对如雪州养猪禁令等涉及族群生活方式与宗教界限的摩擦时，华裔代议士往往被迫陷入“退让式协调”的怪圈。

这种现实让华人选民产生了一种理性的幻灭：当改革承诺在权力平衡木上被逐一牺牲，当局势始终取决于他人的派系内耗与随机的政客转态，选民不禁质疑，个体的政治参与究竟还能撬动多少制度改变？这种对改革愿景的深度失望，正是政治疲劳最深层的根源。

行政停摆下的理性抗议

归根结底，理性的选民最关注的是治理效能。森州政争导致的议会空转，其代价远不止于几场会议的取消，更是森州在区域竞争中失焦的风险。当邻州正积极布局未来时，森州的领袖们却在计算席位的多寡。正如著名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指出的，政治制度的衰败往往始于否决政治（Vetocracy）的兴起，即各政治力量仅有能力阻止行动，却无力推动治理。

对此，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中心（IDEAS）及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ACCCIM）旗下的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等观察者曾多次发出警示：频繁的政权更迭会产生严重的政策折扣（Policy Discount），直接削弱外资对市场透明度与延续性的信任。对于追求效率的华社而言，这种“政治凌驾于民生”的乱局，本质上是对社会契约的公然违约。

因此，所谓的“政治疲劳”，实质上是选民在面对“行政休克”时的一种无声抗议。选民选择冷眼旁观，是对那张无法兑现稳定承诺的政治契约的最后控诉。森州的困局是一面镜子，它提醒我们，如果华人政治无法从单纯的“选票博弈”升华为更有保障的“制度参与”，如果马来政治不能从“内耗碎片化”回归到“治理效能化”，那么这种无力感将持续蔓延。当前的执政精英急需证明，他们不仅拥有赢得权力的数字，更有跨越派系、落实治理契约的能力。唯有重塑治理的确定性，才能唤回选民已经疲惫的心。

吴佩君，来自马来亚大学亚欧研究所，东盟研究专业的研究生。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