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书摘】

你听说过大英帝国战争博物馆吗？

它是位于伦敦的一座公立博物馆，旨在宣扬并纪念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和辉煌岁月——在那个鼎盛时代，帝国版图一度横跨七大洋。

博物馆位于兰贝斯路入口处由两门巨炮镇守，外观恰如其名地深具威慑力。馆内则展示着大英帝国往昔的战争机器：飞机、坦克、导弹，甚至还有一艘带有鱼雷的潜艇，以及种类繁多的炸弹、枪支和其他武器。

馆内各楼层和走廊陈列着多位政治领袖、将军和指挥官的半身塑像、照片和纪念品，纪念他们当年以帝国名义策动战争，派遣子弟兵四处征讨、破坏。

鲜为人知的是，此博物馆也是珍藏各种历史文件、照片、战争日记、旗帜、徽章、宣传册和电影的储藏库——可惜这些战争档案资料大部分并不常展出。

因此，当名为“紧急出口：马来亚、肯雅和塞浦路斯的独立斗争”（Emergency Exits: The Fight for Independence in Malaya, Kenya and Cyprus）的展览得以在博物馆开展，意义重大——展览自2025年10月17日起开始展出到今年3月29日。

去殖民化背后的丑陋秘密：强迫迁徙

是项展览的主题是反思去殖民的过程，其中侧重20世纪50和60年代英国如何使用强迫迁徙这种强制手段来打击马来亚、肯雅和塞浦路斯人民的独立斗争。

这三场“出口”（独立运动）都被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紧急状态镇压。正如展览的解说：“如果称之为战争，将使欧洲殖民者在当地的产业保险政策失效。同时，这也允许（殖民政府）动用新的权力（镇压）。”

展览揭示了“从英国殖民统治到独立，并没有发生有序、和平的转变”的事实。 二战加速了脱离帝国的进程，而这一过程“对经历过的人来说是痛苦的：帝国结束时的暴力与它建立时一样多”。

一张展览海报问道：“大英帝国是什么？” 它的回答是：

像所有帝国一样，大英帝国的建立主要是为了给本土提供资源。这涉及夺取领土的控制权，且通常并未征得当地居民的同意。

一些殖民地因拥有能让英国富强的资源而备受珍视。另一些则因其战略位置对维持或保护帝国本身至关重要而具有价值。

在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当成千上万的欧洲人过来定居，原住民社区遭到破坏，有的甚至被毁灭，人口很快就被新移民超越。在多数英国殖民地，人数较少的英国官员通常在当地盟友和军队的配合下，统治着庞大的原住民群体。

策展者告诉参观者：“你将遇到来自各方的人，听他们亲口讲述战争是如何塑造了他们的人生”，并邀请他们“反思自由的代价，以及我们是否仍在为此付出代价”。

英国还通过将征兵定性为“国民服役”来误导本国青年参与这些战争。约翰斯库尔（John Scurr）于1950年在马来亚“国民服役”。他直言不讳地说，“他们说搞国民服役是为了在发生世界大战时训练民众，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理由。实情是他们当时需要人手来维持帝国的治安。”

一份志期1957年5月的专员公署笔记阐明了继续控制马来亚的真实原因。

马来亚联合邦的未来对英国至关重要，原因有四点：

  • 作为原料和非常可观的收入来源

  • 作为一个英国经已投入数百万英镑资本的国家

  • 作为国防基地

  • 作为英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象征

因此，英国认定马来亚必须继续作为它的巨大经济利益来源，同时也能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冷战中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

展览中的一张海报转述了一位英国政治人物1950年的话：“……马来亚的产品自二战结束以来，极大地支撑了本国人民和英镑区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马来亚在锡和橡胶上的收入，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反抗英国的斗争中，马来亚共产党及其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不出所料地采取了经济破坏等手段。在紧急状态初期，由于得到广泛支持，马共及其解放军的抵抗力量相当可观。

许多调派至马来亚的英国军警，是来自1948年刚建立的以色列，即曾经由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英国不仅要对以色列的建立负责，更对随之而来的“灾难日”（Nakba）负责。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来亚接收的正是英国从西亚撤军后留下的残余。

毫无疑问，英国撤出以色列/巴勒斯坦，也影响了他们后来从马来亚的撤出。

在犹太国家建立和灾难日之后，英国军队和警察部队来到了马来亚。

如果你不熟悉“灾难日”的定义，请详Ilan Pappe的《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牛津：Oneworld, 2006）。Pappe是一位曾在希伯来大学任教的犹太历史学家，他将“灾难日”描述为对耶路撒冷部分地区、杰里科（Jericho）和其他城市地区的种族清洗或去阿拉伯化；在短短几周内将海法（Haifa）和雅法（Jaffar）等阿拉伯城镇转变为犹太中心；摧毁阿拉伯村庄并在其废墟上建立一个又一个集体农场。甚至连景观都被改造了，种上了看起来更具欧洲风格的松树，以抹去原来巴勒斯坦定居点的痕迹。

以色列犹太国家的建立结束了犹太复国主义者2000年的流亡。然而，它也造成了灾难日，这是广泛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根本原因。在灾难日之后，邻国如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以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都建立了难民营。

与以色列和一些西方学者传播的观点相反，难民问题并非源于1948年开始的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Pappe的研究表明，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行为早于六日战争。它始于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981号决议（分治计划）后的第二天。

Pappe还将犹太人大规模迁移巴勒斯坦人比作英国定居殖民的案例，这些案例同样导致原住民被驱逐或灭绝（如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或对他们的隔离（如南非）。

为了对抗逃进丛林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英国士兵招募了达雅族担任战士和追踪者。殖民当局鼓励他们把击毙的解放军战士斩首。英国士兵和达雅族士兵都会收集敌人的头颅。这在当时被辩称为确认死者身份的一种方法。”

铁丝网背后

除了招募达雅族战士，英国人还试图切断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与当地支持者的联系。为此，殖民当局实施了毕利斯计划（Briggs Plan），将人们强行集中安置在由铁丝网围起、有重兵把守的新村（New Villages）中。其目的是“切断叛乱分子的食物和医疗物资供应，并阻止他们吸收新的成员和追随者”。

英国殖民政府总共强迫了约120万郊区农民（占当时马来亚人口的七分之一）迁入约600个新定居点。大约65万人被重新集结在橡胶园、锡矿以及现有城镇的周围。另有57万3000人被重新安置在480个新村，这些新村通常距离他们原本的家园有数英里之遥。

展览中的一张海报描述了这些村庄的面貌：

尽管没有两个村庄是完全相同的，但它们有许多共同的特征：铁丝网围栏、有卫兵把守的大门、瞭望塔、位于主要入口旁显眼位置的警察局，以及网格状的布局。

一些新村是拔地而起的；另一些则是对现有的村庄或定居点进行改造而成。

一排排房屋——通常由村民自己在分配的地块上建造——毗邻市场、学校、寺庙、农场和社区建筑。人们受到英国军官和当地官员的监视，这些官员负责记录人员动向、调解纠纷并实施强制管控。

由于遭受宵禁、搜身和其他限制（包括偶尔被强制集中做饭和进食），村民们经常将这些村庄称为“集中营”。英国当局赋予的“新村”一词，听起来过于无害和中立了。

许多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也参加警卫团（Home Guard），在保卫新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展览指出，他们加入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为了保护新家和家人免受共产党的袭击，有的则是为了维持生计。无论如何，地方武装力量都是殖民地反叛乱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肯亚人和塞浦路斯人也遭受了类似的强制和镇压措施。

参与茅茅起义（Mau Mau uprising）的8万名肯亚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拘留在安置营中，并遭受了集体惩罚和酷刑。

反英殖民统治的塞浦路斯全国组织（EOKA，武装团体），也面临着宵禁、罚款、店铺被关、未经审判的拘留以及集体惩罚。

英国的撤出也见证了种族紧张局势的恶化。展览表明，英国当局并不介意恶化各社群之间的关系——分而治之长期以来一直是征服后殖民统治的核心。

在马来亚，英国人“将重点放在争取印度人和马来人社群的支持上，从而进一步分裂当地民众”。

在肯亚，主要由基库尤人（Kikuyu）、恩布人（Embu）和梅鲁人（Meru）组成的茅茅起义，被与效忠英国的其他群体隔离开来。“殖民当局会奖励忠诚者，例如分配土地或工作。当肯亚开始走向自治时，效忠者控制了商界和政界的大部分关键职位。”

在塞浦路斯，英国人拉拢了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他们没有参与塞浦路斯战士全国组织为结束英国统治和实现“以诺西斯”（Enosis，即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运动）而发起的武装起义。

七十年过去了，对马来亚、肯亚和塞浦路斯的叛乱分子和武装起义者的偏见已经减少——即使他们没有被直接承认为自由战士。这是更广泛的去殖民化反思的一部分。

展览期间，当参观者按下一个小按钮时，会循环播放一部由马来亚制片组（Malayan Film Unit）于1960年制作的三分钟短片。这是英国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将共产主义叛乱分子描绘成威胁和平与经济的土匪和恐怖分子。

博物馆于2025年11月22日发布一部新的22分钟影片则采取更客观的视角，将紧急状态描述为“一场残酷的反叛乱冲突”。

展览的尾声，博物馆向共同策划此次活动的戴杰铭（Jeremy Taylor）、吴爱娣、陈丁辉和Megan Hamilton以及其他研究塞浦路斯和肯亚的专家等人致谢。

找回失落的声音

伴随展览举办的还有一场国际会议，“重塑后殖民时期的马来（西）亚：重新安置的历史与遗产”（Recovering Late-Colonial Malay(si)a: Histories and Legacies of Resettlement）于3月17日至18日在大英帝国战争博物馆举行。

会议的主要召集人是诺丁汉大学历史学教授戴杰铭。得益于他的努力，该会议获得了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UK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的资助。他声明活动的目标是“促进关于移殖村和新村的国际性跨学科对话——这场对话侧重于那些未被倾听的声音、被压迫的知识、非主流的认识论与以自下而上视角审视移殖村及其遗产”。他的共同召集人是德蒙福特大学教授赵中棻和马来亚大学讲师林德顺。

会议设了四个主要专题小组和几个特别环节。

由吴爱娣主持的“新村治理——过去与现在”（New Village Governance – Past and Present）专题是一个全女性阵容，发表演讲的包括陈妙恩、陈穆红和陈欣佩。

“重新安置与想象”（Resettlement and the Imaginary）专题由Rio Creech-Nowagiel主持，主讲人包括曾撰写过紧急状态相关重要著作的Karl Hack，以及廖卓豪和胡舜桦（音译，Oh Soon Hwa）等年轻演讲者。

由林德顺主持的“马来（西）亚及其他地区——比较案例”（Malay(si)a and Beyond – Comparative Cases）专题，涵盖了克什米尔撤退问题（Mallika Leuzinger和Majed Akhter）、西贡的自由村（Adrian Kwong）以及政治宣传摄影中的马来亚紧急状态（Triparna Kalita）。

由戴杰铭主持的“华人身份认同与移殖村”（Chinese Identity and Resettlement）专题，包括何启才关于1948年至1964年间被遣返回中国的人员困境的演讲、刘镇豪（音译，Zhen Hao Liew）关于归侨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华侨农场的演讲，以及何宜贤关于殖民基础设施与紧急状态的演讲。

研讨会主办方也特设一个环节介绍他们目前进行的研究项目“重置殖民视角”（Resettling the Colonial Lens），团队成员戴杰铭、赵中棻、林德顺、Rio Creech-Nowagiel和马瑛发表了讲话。

随后是赵中棻主持的互动环节“照片展览共创——画框内外”（Photo-Exhibition Co-Creation – Into and Beyond the Frame），探讨了几张来自紧急状态时期的照片。对于这些来自那段殖民历史和压迫性撤退的标志性照片，我们会添加什么新的图注？

闭幕圆桌会议由罗国华、Karl Hack、陈丁辉、陈穆红和周承隆共同参与，他们分享了对该研究领域现状的反思。

从集中营到文化自豪

此次会议的主旨演讲由自20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研究新村的罗国华发表。他将新村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新村基本上被视为一个安全问题。毕利斯计划将强制重新安置作为打击共产党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促使英国人重新夺回了主动权。

从一开始，这些村庄就被归类为“永久性”、“过渡性”、“推测为临时性”以及一旦紧急状态结束就“预计会消失”的村庄。

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为新村拨付了大量资金，但由于马来甘榜（农村）也有消除贫困的竞争性需求，这项拨款随后被叫停。随着紧急状态的结束，1957年马来亚独立、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马印对抗以及1965年新加坡的脱离等事件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与此同时，新村（尤其是那些被归类为临时性的新村）的居住条件急剧恶化。

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为了应对重新出现的马共威胁而宣布了新的紧急状态，新村也随之被重新发现，再次成为焦点，而它的陈旧破败问题也显露出来。

霹雳州马华公会关注到了它们的困境，并成功促使新村被纳入联邦政府的五年发展计划。一位马华公会领导人被任命为首位负责新村事务的联邦部长，发展资金也随之到位。

尽管如此，新经济政策（1971-1990年）优先考虑的是土著群体，新村获得的拨款微乎其微。贫困问题依然存在。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跨越到90年代初，新村在经济上依然处于被忽视的边缘状态。马来西亚的发展战略优先考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和城市化。

在城市和自由贸易区生活与工作的人从中受益。为了实现新经济政策的目标，土著青年和准企业家被引入现代经济部门。

那些靠近市中心的新村——例如吉隆坡周边（梳邦和沙登）以及怡保周边（狮美、巴占和万里望）的新村——受益了。但位于农村和半城市化地区的大多数新村却未能受益。

新村华小的教学质量普遍较差。华校优异的考试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城市现象，而非新村现象。

随之而来的是新村青年为了寻找教育和就业机会而纷纷外迁。的确，这些村庄被“封壳化”（encapsulated）了——即被纳入国家控制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当局有积极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20世纪50年代初颁发的住宅租赁权也在此期间到期。然而，无论是州政府还是村民似乎都没有推动解决这一问题。事情似乎就这样被悬置起来，完全停滞不前。

经济在1986年至1987年陷入衰退，随后这个区域又经历了1996年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政府采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策，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新资本流入新村，部分原因是那些在海外（往往是非法的）工作的年轻人将钱汇回家乡。新住宅、小企业甚至轻工业开始发展。因此，新村获得了一线生机。

在“马来西亚能！”（Malaysia Boleh）的时期，政府也提供了更多的拨款。到2000年，大多数新村已经获得了完善的设施和服务。包括新村在内的农村地区开始建设中学。随着高等教育的私有化以及扩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新村青年）进入了高等学府。

第五阶段涵盖了近期的政治动荡、烈火莫熄运动以及政权更迭时期。

执政联盟的分裂催生了烈火莫熄运动，激发了年轻人对政治的热情——这也许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

这种觉醒恰逢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即使在被卷入全球单一文化的同时，马来西亚青年也在寻找他们自己的民族宗教根源和身份认同。

2008年，在野党在西海岸的五个州取得政权，而这些州正是大多数新村集中的地方。

2018年，巫统-国民阵线（Umno-Barisan Nasional）执政联盟自独立以来首次遭遇败选，点燃了全国上下（包括新村在内）的激动情绪。尽管新的希望联盟（以下简称希盟）政府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倒台了，但这些村庄里的求变意识仍在延续。

这种政治发酵与新村内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崛起并驾齐驱。他们的孩子们已经毕业，进入了专业领域，并建立了成功的企业。其中一位——来自适耕庄（Sekinchan）的潘健成——率先研发出世界上第一款单芯片U盘控制器，这一突破使今天的便携式数据存储成为可能。

曾经为了寻找机会而离开新村的年轻人也开始回归，并创办新的企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新村村民，首次开始书写关于他们自己社区的故事。

这些年轻的村民对历史、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

这种叙事不再仅仅关乎安全、贫困、获取全面的设施和服务，甚至不再仅仅关乎发展。它是关于直面过去，理解父母和长辈所经历的磨难以及他们所展现出的韧性——正是这种韧性让这些社区延续了70年。

随着他们对自己来自何处以及导致现状的历史环境有了更坚定的把握，他们对引领新村走向未来充满信心。

关于新村的YouTube视频和在线内容呈爆炸式增长，这些内容大多由村民自己制作，突出了当地的美食、旅游景点和历史遗迹。毫无例外地，其中一些内容谈到了他们在紧急状态时期的起源。

您可以搜索关于以下新村的影片：

  • 仁嘉隆（Jenjarom），毗邻最大的佛光山东禅寺

  • 适耕庄（Sekinchan），位于吉隆坡以西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海滨和农业旅游胜地

  • 甲板（Papan），因战时女英雄西比尔·卡迪卡素（Sybil Kathigasu）而闻名

  • 龟咯（Kukup），拥有世界第二大红树林岛

  • 十八丁（Kuala Sepetang，前称砵威 Port Weld），那里至今仍在使用红树木材生产木炭

或者去周末户外目的地游玩，如武来岸（Broga）、丹那依淡（Tanah Hitam）、万里望升旗山（Gunung Hijau）和武拉必（Bukit Berapit）——这些地方曾是共产党的温床，如今已成为休闲度假胜地。

新村也是城市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杰出产地，从珠宝（Chemor）周边和霹雳州南部的拱桥（Kanthan Baru）及瓜拉光（Kuala Kuang）农场，到彭亨州劳勿（Raub）、文冬（Bentong）及其他地区的榴莲芭。

许多新村农民抱怨说，他们仍然在只持有临时占用许可证（TOL）的情况下劳作，没有土地使用权的保障。

然而，适耕庄、水闸（Chui Chak）和冷甲（Langkap）的水稻种植自紧急状态之前就已获得许可。适耕庄甚至有一家专门展示水稻生产的博物馆。

除了这些影片之外，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马来西亚分会（Icomos Malaysia）正在推动将新村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史和遗产名录，理由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约有一百万人（占当时马来亚总人口的七分之一）被强制重新安置于此。

这是由在这些新村长大的专业人士领导的马来西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新村工作委员会正在持续进行的努力。这一倡议本身也是他们正在书写的全新叙事的一部分。

仍在书写的故事

令人欣慰的是，伦敦大英帝国战争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关于马来亚、塞浦路斯和肯亚脱离大英帝国历史的展览。同样令人高兴的是，他们也主办了一场关于新村和重新安置过程的国际会议。

这两项活动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强调放大以前未被倾听的声音、发掘被压制的知识、并考量自下而上的视角和非主流的认识论。七十年过去了，我认为是时候恢复并重新思考紧急状态和新村课题。

有两件事值得注意。

首先，一小群历史学家呼吁我们对马来西亚历史产生兴趣和热情。

长期以来，对马来西亚历史的研究一直被边缘化。很少有人在大学里主修历史，除非他们打算深造，或者从事教学工作——而这条职业道路如今普遍不被看好。

这种负面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2018年下台之前，巫统-国民阵线对历史课程进行了六十多年的控制所造成的。

我希望未来的历史课纲能记载“烈火莫熄”（改革），并激励新一代的历史爱好者。

其次，令人振奋的是，许多深入挖掘新村历史、遗产、身份认同和灵魂的人，正是那些新村的孩子。

尽管新村华小的教育水平较差，但他们还是成功了。许多人不得不转入公立或私立学校继续他们的中学教育。少数人则继续深造，从国内外大学和学院毕业。

如今，他们与那些撰写早期新村故事的人受过同样良好的教育。此外，他们还拥有一项外人难以轻易获得的资产：在家乡成长和学习所获得的本土知识。

能与这些年轻的新村叙述者同行是一种荣幸——他们中有几位协助策划了博物馆的展览，并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感谢戴杰铭教授促成了这两项活动，并主动去联系这些书写新村另类历史的年轻叙述者们。

继续前行这条道路充满了能量与希望。

作者简介

罗国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现为《国民觉醒运动通讯》联合编辑，著有新村研究论著《Beyond the Tin Mines》、《Chinese New Villages: Ethnic Identity and Politics》。

译者简介

林德顺，马来亚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兼副所长，在撰写着《班达马兰新村志》。

英文版原文：Emergency exit: Rethink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and New Villages, 70 years later

马来版原文：‘Emergency exit’: Memikir ulang ‘Darurat’ dan Kampung Baru, 70 tahun kemudian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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