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折痕】

在伊斯兰净化心灵与克己自律的斋戒月里，穆斯林会通过分发斋戒粥（bubur lambuk）等传统活动实践社区互助。这种朴素的善行实践，本质上是一种资源共享与消除饥饿的财富分配机制。如果将这种“不让他人挨饿”的精神放大到国家经济体制中，它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在马来西亚的语境中，将“伊斯兰”与“社会主义”并置往往会引发强烈的思想反弹。反对者通常持有两种立场：一是认为伊斯兰本身已尽善尽美，无需任何西方“主义”来修饰；二是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唯物主义与无神论，视其为敌对意识形态。在反抗马来亚共产党的历史背景之下，社会主义仿佛被穆斯林社群视作洪水猛兽。

然而，马来西亚著名社会学家赛胡先（Syed Hussein Alatas）在其著作《伊斯兰与社会主义》中打破这种二元对立，试图证明两者在追求社会正义、反抗资本剥削的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兼容性。

社会结构与伊斯兰形上学

要理解赛胡先的思想，最直观的方法便是将他与弟弟——伊斯兰思想家赛益纳古益（Syed Naquib al-Attas）——做一个比较。两位大师同为大马乃至东南亚的学术巨擘，皆致力于反抗殖民主义与推动思想解放，但他们对此提出的方法却截然不同。

赛益纳古益认为穆斯林社会的根源危机在于西方世俗主义导致的“知识的腐败”（Corruption of Knowledge）与“德性的丧失”（Loss of Adab）。他主张任何源于西方世俗产物的“主义”（包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带有精神毒素，如果强行以这些视角来理解伊斯兰，无疑更会导致穆斯林信仰与精神的混乱，而这正是穆斯林长期衰弱的根本原因。因此，唯一的救赎是通过高等教育的学术净化，重塑以“认主独一”（Tawhid）为核心的伊斯兰精神世界。反观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主角，赛胡先更聚焦于现实中的贫困、腐败与资本主义导致的分配不公问题。

赛胡先曾用一个幽默的比喻来反驳“因社会主义带有无神论成分而彻底拒绝它”的观点：如果你喜欢吃黄瓜，你会因为种植黄瓜的农民可能是个无神论者就拒绝吃黄瓜吗？同理，将社会主义追求正义的财富分配与反垄断机制从其无神论哲学中剥离，作为实现伊斯兰正义（‘Adl）的制度工具，在逻辑上完全可行。

“懒惰土著的迷思”与文化霸权

作为这种观点的实践，赛胡先在《懒惰土著的迷思》中展现了如何运用包含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视角在内的社会学方法来解构殖民话语，但依然保持一个虔诚穆斯林的身份认同。

在这本书中，他描述殖民者为了将抢夺土地、引入外劳等经济掠夺行为合法化，蓄意炮制了“土著天性懒惰”的伪科学叙事，并且通过教育、官方报告和文学作品的包装与宣扬，使得这种叙事转变为一种文化霸权，最终为人们所接受与内化。

这种话语导致底层人民的虚假意识：被剥削者不仅接受了压迫者的价值观，甚至认为自己的贫困是因为自身懒惰，而非体制不公。作者进一步批判，后殖民时代的本土精英——如赛胡先大力批判的前首相马哈迪——与盗贼统治者承袭了这套资本主义逻辑，继续用“懒惰”标签来规训底层，以信仰不纯来抨击社会主义，以此掩盖自身对国家资源的垄断与分赃。

社会主义：与伊斯兰兼容的经济制度

在《伊斯兰与社会主义》，赛胡先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内容广泛的思想流派，其诞生的时代远早于马克思活跃之前，因此绝不能以马克思主义来涵盖社会主义。此外，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反剥削和资源再分配，这与伊斯兰经济伦理的原则相似。

在书中，赛胡先提出了几个例子，比如伊斯兰传统上会实行天课，是一种国家强制向富人征税并转移支付给穷人，蕴含“净化富人财富、遏制资本无限积累”的再分配逻辑；备受穆斯林尊崇的第四任正统哈里发阿里曾下令，必须将固定数额的国家资金拨给无法获得资源的贫民，强调国家对底层人民生存权的保障；即便是保守派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也坚决主张，水、电、燃气、公共交通和粮食等核心公共资源绝不可私有化，否则必然导致资本家对公众的剥削。

更加切身的也许是，早期马来西亚伊斯兰党的领袖布哈努丁（Burhanuddin Al-Helmy）曾提出“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思想的结合路径来反抗殖民主义，正是将社会主义视为实现伊斯兰社会正义观的方法。以上种种无不在表明伊斯兰与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绝非彻底割裂，起码在促进社会正义的方法上具备很大的对话空间。

让宗教论述更加进步

现代大马的宗教话语权，往往被两股力量撕扯：一类是保守僵化的教条主义，倾向于将宗教矮化为纯粹的个人道德操守与繁文缛节的审查；另一类则是试图将国家全方面伊斯兰化，对其他宗教、族群采取更明确的限制，不惜激化族群间的矛盾，也要恢复“伊斯兰的荣光”。

前者使得人们对宗教实践的外在形式无限上纲，对清真与否、祈祷时间、公众场合可否饮酒的议题关注程度远甚于整个国家的贫富悬殊、阶级不平等，比如Timah威士忌的名字便曾引起政党炒作，可是这些号称捍卫宗教的政党又何曾关注过大马高速发展的零工经济中，数十万年轻的外送员正面临着毫无劳工保障、缺乏社会安全网的结构性剥削？这对赛胡先而言无疑是遗忘了伊斯兰的进步本质，而只专注于道德审查与繁文缛节。

后者则倾向将宗教意识形态化与武器化，使其变成动员族群对抗、巩固政治权力与煽动族群对立的工具。对赛胡先来说，这种动员实质上是在制造和“懒惰土著的迷思”一样虚假意识，试图将资源分配和阶级压迫议题简化为排他性的身份认同政治，并且将其他族群或宗教塑造成无形的威胁，转移穆斯林对本地统治精英垄断国家财富、实施盗贼统治的视线。这种做法违背了伊斯兰追求普世正义与同理心的初衷，并使其降格为维护特权阶级的遮羞布。

结论

跟随赛胡先的书写，我们从伊斯兰的历史看见了其社会主义的面向，但这样的思考方式在本地似乎仍属边缘。保守派的学者认为他以西方“主义”来诠释伊斯兰，是对宗教的污染；建制派的政治精英明白他的阶级分析矛头直指自身，对他避而不谈或冷处理；而世俗派知识分子又未必愿意接受一个以伊斯兰作为道德基础的社会主义框架。

赛益纳古益认为，穆斯林社会衰弱的根源在于精神与知识的腐化导致的社会腐败，救赎必须从内部开始，并且经过好几代精通伊斯兰思想的精英努力，重建穆斯林的信仰以及净化西方世俗化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已经证明不假思索地借鉴西方理论绝不会带领穆斯林走出困境；赛胡先则更倾向调和的方法，根除虚假意识与社会腐败是并行不悖的，必须要从此时此刻开始对穆斯林的思想、灵魂与社会层面从殖民者留下的虚假意识中解放，才能寻求正义。

两人都在追问如何从殖民者的诠释中解放被殖民者的主体性，而赛胡先更欲追问的是，当所有人都在考虑如何在个体行为上更虔诚时，谁又能够为等待施粥的人追问体制的公正在哪里？

谢癸铨，播客《就事陋室》主播，国际伊斯兰思想与文明研究院（ISTAC-IIUM）硕士研究生。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