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殖民政府自一九四八年六月廿三日宣布全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以来，今年即将届满六十周年。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将于4月27日（星期日）举办“紧急状态”、“移民”与“新村”──庶民历史的反思图片展暨讲座会（展出为期一周），本文作者回顾及反思“紧急状态”和“新村”的课题，为该活动拉开序幕。

每当听见人们谈到“新村”时──新村历史、新村居民、新村人口、新村发展、新村拨款、新村蓝图、新村问题等，我都有一种错觉，仿佛“新村”是一个村子。有时新村也是搪塞问题的好去处，但凡私会党滋扰、青少年辍学、不良风气、犯罪温床、贫穷等，都和“新村”直接挂勾。长期以来，因为习惯把“新村”视为没有差异的共同体，所以才这么肆无忌惮地把问题归咎给它们。

最高峰 全国 有近600新村

新村是在冷战氛围下，为防堵马共势力的扩张，隔离民众对其援助，自一九五○年始，经由国家机器大量“制造生产”的人工移殖聚落。在短短的几年间，数以百计的新村在各地纷纷成立，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将近600个新村。

有者匆匆成立不久又撤除；有新村在双方对垒下付诸一炬，复又重建；有一个村子因钦差大臣遇害而被关闭，全体居民移送扣留营监禁；也有村子遭马共袭击或有英籍官员／村长被杀害而遭到集体惩罚，全村徙置他州；还有新村是晚到一九六○年代因发展之需才告成立的。早期新村数字此消彼长，不容易统计，不过至今保留在“新村名单”之内的数额仍多达450处。

诚然，新村成立有其共同的历史渊源，但这并不能合理化它们同时也被去异质化的现象。在过去将近60年里，每个新村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城乡位置、职／产业型态、周边经济发展、地理空间配置、人口结构组合等等，发展出各自的面貌。个别新村因为特定历史事件的冲击，导致其居民的人生际遇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捩。事实上，新村历史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正在于此，倘若罔顾新村的异质性，不但反映了我们对庶民历史的无知和不尊重，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对历史探索的格局和视野。因此，破除官方论述的迷思、解构新村共同体的思维、记录庶民的记忆，是当前开拓新村历史研究新貌的重要方向。

其实“马共”就在你身边

我曾针对两个新村进行口述历史，分析两村居民对马共的认知。其中地处郊区、依山而建的村子及其民众的生活，可以说一直与马共同在。五○年代就是著名的“黑区”了，到七○年代，当马共的“第五突击队”从泰南重返“马境”时，乃以该村附近的山区作为霹雳州的驻地。村民含糊其词地透露：“知道的，他不就是这些普通人？”“这样也不会害怕，大家这么熟有甚么好怕？”马共虽在村子周边走动，但彼此似乎也达成某种互不侵害的默契。另一个与城市毗邻的新村，居民几乎没有接触马共的经验，但面对我的探问，反而讳莫如深、处处回避。

尽管不同新村对马共的认知迥然不同，但新村与马共历史纠结不清可见一斑。当我做新村田野时，马共鲜活的形象已附著在受访者的记忆中，跃然纸上；当我想聚焦在马共身上，却发现他们的脚印遍布在新村内外。目前因为研究需要，我开始寻找马共的踪影，结果很意外地发现，其实“马共”就在你身边！

去年在全国走访了八个州共一百多个新村后，有了更深刻体会。那些愿意坐下来跟陌生的研究者攀谈的老人，开始心怀戒备，话匣子打开后才透露亲友中不乏马共。每当我恳请对方转达访问之意，他们又犹豫了，尔后都没下闻。这些长辈的反应一再提醒我，迟疑背后隐藏著一种内在恐惧，即使时移境迁，仍不可对人言。

另一方面，我对马共的形象也逐渐有了更多的体认。有一个客家老人，用喑哑的声带说出声声懊悔，在森林里当了九年的“憨仔”，如今濒死，别再提了；一位年约五十岁的阿姨，一边在厨房料理糕点一边说著过去的战斗经验，任谁都难以想像这样笑容可掬的妈妈，曾在彭亨的深山峻岭中为她的革命理想奔走；一位位居“州委”的前马共，在紧急状态颁布前就退出组织，后来成为福态的富商；一名遭出卖被逮捕的“投诚马共”（SEP），虽然俯仰无愧，却因为杀戮太多如今虔心信佛；还有那些隐身在大都会、小乡镇，为生计奔波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有可能是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恐怖分子”。

社会集体恐惧是最坏示范

相较于新村面貌被去异质化的现象，我对于马共形象被遮盖、被漠视一事更感到焦虑。当我们发现原来马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灵里而不能在生活中言说，倘若继续不去正视它，那么我们宣称的历史将不完整。一个社会的集体恐惧，只用秘而不宣的方式耳语流传，扩大扭曲和误解，将会是最坏的示范。我认为，唯有看清每一张马共的脸，我们方才可以理解：差异如何发生？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们的恐惧又所为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