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独裁者马哈迪医生虽然已经退位将近五年，但似乎仍旧在执法单位的保护伞下享有豁免权，就好像他在位期间的美好日子一样。

马哈迪在位时，被指控插手反贪局对前经济策划组总监的调查。从这争议死灰复燃后的各种事件来看，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论。

安华鸡奸案的第二期审讯期间，前反贪局总监沙菲益雅亚（Shafee Yahya）在2000年6月20日出庭作证时表示，马哈迪怒气冲冲地对他发号施令，要他停止调查当时担任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总监的阿里阿布哈山（Ali Abu Hassan Sulaiman）。沙菲益在1998年突击检查阿里阿布哈山的办公室，并从他的抽屉里搜到一笔尚未予以解释的十万令吉现金。

联合国司法独立前特派专员巴南古马拉沙米（Param Cumaraswamy）接受马哈迪最近的挑战，让任何国际团体调查他的不端行为，才让这事件曝光。

为了抗辩，马哈迪在今年4月8日的《太阳报》上发表了一封信，以自己的说法来反驳针对他的指控。然而，这封信比较像是在尝试转移焦点，而不是碰触真正的议题——在阿里抽屉里被发现的巨款。他也声称，沙菲益和他于1998年6月19日会面时，因为被他问了一连串的尖锐问题而大发雷霆，并指沙菲益愤怒地指责他干预其工作。

敦马答辩疲弱

姑且不论谁对谁发脾气，议题的重点，也就是巨款事件的内容，到底怎样了呢？阿里抽屉里有这一大笔钱，是真的吗？阿里无法解释那笔巨款的来龙去脉，是真的吗？身为阿里的直属上司，马哈迪对下属有这不端行为指控，又做了什么？他对这件事有追究到底吗？如果没有，那是为什么？如果有，他可以跟我们说阿里藏有巨款的真实故事了吗？我认为马哈迪欠国人这些问题的真实答案。

至于马哈迪有无命令沙菲益停止调查，则必须彻查清楚才会水落石出。到底调查进行得怎样了？在马哈迪所提到的会面之后，沙菲益有继续孜孜不倦地调查，并且赶快结案吗？

答案是：一声语气坚定的“没有”。 反贪局调查主任莫哈末苏克里（Mohd Shukri Abdul，见右图）说过，为了调查阿里藏巨款案的案件，该局前后共花了三年（1998年到2001年）。阿里能不能提出拥有那笔钱的正当理由，这只需要几天或几周就可以结案了，但是这么简单的案件却拖上三年，这不是很奇怪吗？除了这案件在马哈迪和沙菲益的决定性会面后被冻藏起来，还有什么可能的解释？

禁止调查的命令应该会出现在反贪局报告里，那结论无疑是攸关公众利益的，我们可以因此问一下，这报告有何发现吗？苏克里说：“不！”原因呢？该项调查工作，是在他上任之前进行的，因此他无法透露详情。那是什么荒谬答案？以他的逻辑来说，以后接任他职位的人，也一样无法回答前朝调查工作的任何疑问，因为那新人才刚刚走马上任。反贪局试图在光天化日之下隐瞒实情， 实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马哈迪答辩的最大弱点，恐怕是他没有出庭反驳沙菲益的指控。马哈迪辩称他没有被给予反驳的机会，但他其实反其道而行，竭尽所能拒绝出庭传票。在2000年6月12日沙菲益出庭指证马哈迪时，安华律师弗南多（Christopher Fernando）针对这传票和高庭法官阿里芬惹格（Ariffin Jaka）争执。高庭法官阿里芬要弗南多在当天就结案，但遭弗南多反对，理由是他还在等联邦法院对安华上诉的判决。当时上诉庭赞成高庭法官阿里芬的判决，即允许马哈迪不需出庭作证，安华决定提出上诉。

当一个首相被他的最高反贪官员指控，声称他停止了反贪局对他最高助理的调查，然后又坚决拒绝出庭反驳该指控，除了说他有罪之外，我们还能有其他结论吗？但这是我们普通百姓的想法，可不是检察长和警方的想法。

隐瞒实情？

今年4月8日，总检察长阿都干尼（Abdul Gani Patail，见左图）说警方已调查了马哈迪的不端行为指控，并表示法官办公室已在2000年2月接到该报告。他也声称“法官办公室却发现，没有证据显示马哈迪介入该调查”。

（巴南在今年4月11日的 《当今大马》网站上撰文指出，总检察长不可能在2000年2月就接到调查报告，因为沙菲益在当年6月才出庭答辩。总检察长到今天也没有作出任何公开说明。）

今年4月9日，全国警察刑事调查总监莫哈末巴克利兹宁（Mohd Bakri Zinin）表示，他可以拿到呈交给总检察长的调查报告，并且查阅该报告以查明调查工作有没有做好。如果必须重新开案，他会告知全国总警长慕沙哈山（Musa Hassan）。

4月10日，慕沙哈山被询及可否重开该案件？他答道：“为什么？ 有新证人吗？又还不是一样的东西。”如此看来，我们可以猜想慕沙哈山已决定不会再瞄那案件一眼了，刑事调查总监也可以节省时间，不用看那些文件了。

就在同一天，总检察长阿都干尼说马哈迪案件正式结案，并表示除非出现新证据，否则不会考虑重新开案。

如此看来，面对着尝试重启马哈迪滥权案调查的力量，总检察长和警方已协调好要一起阻挡了。

阿里抽屉藏巨款一案，到底又怎样了呢？反贪局的苏克里说，当时担任总检察长的莫达阿都拉（Mohtar Abdullah）已经要求结案，原因是“证人供词前后矛盾，并且缺乏确凿证词”。一个官员的抽屉藏有巨款，被反贪局首领亲自出马逮个正着，但是反贪局以糟透的说法来把事情给搞砸了，结果导致总检察长在反贪局调查三年后拒绝再继续调查，这不是很可疑吗？既然我们的反贪局不能如此无可救药地无能，除了说反贪局或总检察长不老实之外，我们还能作出什么结论呢？

总检察长的不诚实角色

如果我们知道前任和现任总检察长，即莫达阿都拉和阿都干尼在安华案的虚伪审讯，那么他俩对涉及马哈迪的丑闻时表现得模棱两可，大家都不应该觉得惊奇。

律师曼日星（Manjeet Singh Dhillon）在书面陈述上指称：莫达阿都拉和阿都干尼（后者在当时担任首席检察官），以死要胁他的客户那拉卡奴班（Nallakaruppan），要他捏造对安华不利的证据。

事实上，沙菲益在2000年6月12日出庭指证马哈迪时，律师弗南多针对阿都干尼尝试要胁那拉一事质询律师曼日星（前律师公会主席）。对于这段诉讼，法新社在2000年6月12日有这报导：

律师弗南多，想要证明针对安华的证人都是被胁迫的，然后传唤律师曼日星。

曼日星是那拉的律师，那拉则是安华的前网球伙伴。

那拉原本是被指控非法拥有子弹，一旦罪名成立将被判处死刑。检察官后来减刑，结果他在1999年2月被判坐牢42个月。

曼日星说他于1998年10月与国家检察官阿都干尼会面。

他表示：“阿都干尼公然以死要胁，要那拉提出证据。”

曼日星补充，阿都干尼告诉他，检察官“代首相调查此案，并且跟那拉要安华跟一些女人有婚外情的证据”。

“当他在陈述该事件时，数目一直不确定，最终定为五个女人。”

曼日星也表示，阿都干尼告诉他：“我要让那拉觉得他会死。”到了后来，那拉并没有提供对安华不利的证据。

莫达阿都拉（出了名选择性检举）和阿都干尼，都滥用司法来为马哈迪的个人利益服务。考虑到这丑闻的证据，都呼之欲出地指证马哈迪罪状，怀疑他俩也以同样态度处理这些案件，并不是没有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