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统喉舌 新海峡时报 1月2日报导《中国报》可能因为“率先错认”蹲站女郎为中国公民，而面对夜报执照被短暂吊销的新闻，意味着官方已经默证这项在2005年末抛出来的震憾性“惩罚炸弹”。
因此所有的媒体业者同行（各语文报章）、《中国报》业主既控制南洋报业的马华公会、南洋报业投资者以及南洋报业股票持有者、派报人总会、中国报读者、广大的中文阅听人、媒体系学生、媒体研究员、讲师、甚至渴望知道真相、聆听真话的普罗大众应该即刻行动起来，积极捍卫中国报的编辑自主权，不让新闻自由被打压。
我们坚决反对采取更换中国报人事高层的弃车保帅做法。因为问题不在于个人，而是涉及干预编辑主权和新闻自由的大原则问题。因此所有的媒体行业者，包括报馆高层、编辑、记者等应该透过各种管道来发出内心的怒吼，迅速形成一种社会“不爽”的气氛，告诉长期惯性打压新闻自由的政权，enough is enough，没有人应该再继续忍受这种粗暴的的行为。
实际上，国安部以《中国报》涉及“误认女郎国籍身份”的理由对付中国报，只是一项企图转移视线的行为。也是继副国安部长诺奥马针对同一起事件失误发言后，把责任推卸给媒体之后的另一项压迫新闻自由的恶劣行径。
滥权无罪、揭发有罪？
更令人担心的是，统率“国家合法暴力系统”包括皇家警察部队的国安部，在中国籍女郎投诉扣留受辱，直到女郎蹲站事件影像短片被揭露后，处处彰显包庇和官官相护的作风。这使到欲揭发丑闻、寻求伸张正义的告密者、揭发者担心却步，并营造成出我国已经步入一个“滥权无罪、揭发有罪”的是非颠倒现象。
如果有人还持有无视同行被送如虎口而坐视不理，并存有幻想可从中得利，或继续持有“砍断一边手臂喂食老虎”的绥靖心态，那么统治者老套的分而治之手段就仍然百试不爽。
虽然新闻自由被蹂躏践踏不是新鲜事，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慎防患上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Stockholm syndrome）变态心理，不应奇怪地认同施压者企图合理化本身打压的逻辑，如片面突出“中国报带头误导读者”，而轻轻放过其他主流英文、马来文报章也曾在同一时间，有目的性地渲染其他更具误导性课题如5万名中国人滞留我国等，来模糊整起警察滥权事情的焦点。
如今，我们还应该点破国王的新衣，既如果连第二大国阵成员党马华，所拥有的报章也不能幸免于国安部的魔掌，阿都拉新政“比较自由”的泡沫神话也该宣布彻底破产了。
Stakeholder这一词，用在这里是刻意指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采取行动来捍卫本身的利益，既除了新闻自由以外，还有经济利益和管理责任的实际真金白银问题。
争取讯息透明化
首先债有主、冤有头。身兼国安部长的首相阿都拉，必须向所有纳税人解释为何发出警告信给销量第二高的中文报，并回答国会和民众的质疑。国安部必须即刻解除环绕整件事情的神秘作风，包括拒绝证实报界的询问，或即刻去掉下令中国报高层对此事封口的闭嘴令。
对抗蹂躏新闻自由之密室作风的最佳做法，就是必须争取透明化所有的讯息，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清晰了解事情真相，才能够拥有足够的信心和讯息去采取维护权利的行动，避免以讹传讹。因此约束比较少的网络新闻媒体之所以“笨鸟先飞”，是履行报导真相，捍卫新闻自由，力图打破黑箱作业的环境。
诚如一名资深新闻从业员所言，如果外界的注意力越大，施加的压力更多，地位更形脆弱的阿都拉就不可能示若无睹。因为马哈迪上任22年，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关闭了3家报纸，还有允许马华收购南洋报业的风波，就已经被“唱”足了这么多年，还多次“荣登”世界10大新闻从业员敌人的排行榜；难道执政才2年的阿都拉，就有这么大的“勇气”来（暂时）吊销1张报纸的晚报执照吗？阿都拉上台以来积极周游列国，铺设自身的开明形象，就是捍卫新闻自由者应该着力的“阿基里斯脚踝弱点”（Achilles’heel）。
马华公会责无旁贷
第二，《中国报》的业主马华公会，尤其是当初在528事件中，积极主导收购南洋报业的总会长黄家定等人，在说过“南洋报业是好投资”后，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向当年支持收购行动
1176名马华中央代表
保证将捍卫中国报的权益。
最令人失望的是，众马华领袖至今对中国报事件噤若寒蝉，没有一人肯站出挺中国报或安抚中国报的员工。对马华的“投资”利益而言，中国报如果被吊销晚报执照一段时间，就犹如失去了半壁江山，势必影响目前依赖《中国报》支撑的南洋报业集团的营运表现。
其他的投资者或股票持有者，包括名列排名南洋报业大股东群中的《星洲》报业集团东主张晓卿也有责任保护本身的投资。此外，作为上市公司的南洋报业业绩如果因为不透明地蒙受政治因素打击，将会影响其他投资者对我国投资环境的信心。面对政治打压的非常时期，马华和其他的南洋报业股东应发挥“市场力量”来解中国报之围，并透明地向华社、南洋报业投资者、股票持有者和本身的党员交代。
第三，经过《新海峡时报》的准官方核实报导后，我们社会的公民社会组织应该被全面动员以组成一个都不能少的压力集团。不管是有没有发挥功能的新闻从业员职工会，或“曾经抗议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并认为这造成华文报面临更多干预”的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编协）都应被“问责”，要求他们针对中国报受秋后算帐的事件表态。再者，如果事情仍不明朗，他们大可直接联络本身的熟络的同行了解，按道理说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理应比他人拥有更多的资讯和更强的判断能力。
当然，其他积极的进步华团、非政府组织更不用细说，他们也应该迅速抗议呼应，从精英到普罗大众，从国外到国内，并肩合作突出此事，趁此机会进行媒体自由再教育和实践保卫新闻自由的运动。唯有这样，喜欢吞噬新闻自由的国家机关猛兽才能够尝到迎头棒喝。
释放同仇敌忾的讯息
面对每一次的新闻自由受打压事件，我们应该尽量扩大盟友层次，缩小打击面，争取透明化更多的内情真相，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塑造“利益相关者”共同抗争的气氛，抗拒任何压迫言论空间和化解收编、自我缴械的沮丧情绪。面对新闻自由受打压，不应只有条件反射式的回应，反之需要释放同仇敌忾的讯息，占据道德和论述的制高点，并找出可以有所作为的着力点，避免进一步“肯定”目前市面上弥漫的无力感。
《中国报》受惩仍未完全定案，也不应成为黄家定等马华领袖与阿都拉在幕后周旋交易（拿高层人头祭旗）完成后，向华社邀功证明本身“保中国报”有成，甚至援用此例来宣扬“内有恶犬、自我审查”的心理。
在这一关键时刻，社会需要无数有机的灵活知识份子，善用笔杆、电脑键盘和电话询问、录音机等高科技，充分形使“软权力”来顽抗粗暴的国安部“硬权力”，打一场言论自由的战役。
在大是大非面前，大家都是中国报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要一起保卫媒体编辑自主权与新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