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柯嘉逊按照他的惯例发布了他的近著《新纪元学院事件：董教总的变质》，以为他的小宗派的失败辩护。但是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道德破落户的写照和嘶鸣。这本书将成了一个反面教材。它让人们认识这个小宗派必然走向覆灭的过程。

现在，他们用极其恶毒的、非理性的语言咒骂和污蔑所有反对过和揭露过他的人，但却因此暴露了自己内心的虚弱。他们失去了道义，不得不依靠谣言，捏造似是而非的故事和理由来为自己辩护，然而这些却经不起事实的辩证和考验。他们甚至在引证资料时，也陷入了自相矛盾以至于自暴其丑。

人们从书中看到的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理性、客观、公允和温文尔雅，反而是像一个输完了手上的筹码而陷入歇斯底里精神状态里的赌徒。这就是柯嘉逊在书中给自己塑造的形象。

2. 从过去二、三十年的经验，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曾经有过一小伙人利用董教总领导人对他们的信任和组织上的弱点，忘乎所以地、过度地膨胀自己的权力以至于日渐侵蚀董教总领导层的合法权力。这个权力是华社大众委托并体现于它的组织章程里。

这伙人怀有自己的特定的政治议程。他们认为董教总必须在他们设下的条条框框里打转。这就是李万千、莫泰熙、柯嘉逊之流和董教总产生矛盾的由来和本质。抓住这个主线就能理解他们瞎吹的所谓“伙伴关系”的真正意图所在，他们不顾和切断历史的具体情况，以他们的标准在董教总领导人中间进行分类，实行无原则的吹捧和贬抑。

人们也可以理解到在2003年底直到2005年的三月厦门大学与董教总教育中心的合作研究计划的失败的真正原因。当年新届董总执委会上任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董总敲响了警钟，假如董总不负华社的委托，还要继续前进的话，就必须把对这伙人思维和行为的批判和斗争摆在董总的议事日程上来。这就是后来莫泰熙离职事件以及新纪元学院事件产生的基本原因。

3. 柯嘉逊指董教总“变质”、“背叛”，这是无中生有的。有了李万千、莫泰熙、柯嘉逊，董教总就是实行“董教总路线”，是走对了路线。没有了李万千、莫泰熙、柯嘉逊，就是变质、背叛！这是什么逻辑？

董总、教总分别是一个集体，它们的决策是经过集体讨论才做出决策，间中也有行政人员的意见和看法，是集体负责的。董教总的成员和基层遍及全马各地个人和团体，怎么与郭全强、叶新田甚至其他几个人有矛盾，有歧见，董教总就变质了呢？这不是一竿子打沉一船人了吗？鞭子有那么长吗？

柯嘉逊小宗派谴责董教总“变质”、“背叛”。说到底新纪元学院事件实际上就是李、莫、柯之流的小宗派覆灭的过程。因此，柯嘉逊的书的副题应该是《李、莫、柯小宗派覆亡记》。但是，董教总对他们长期以来所留下的遗毒和影响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应该停止对他们的揭露和清算。

柯嘉逊的书中充斥了许多错误和自相矛盾的信息。例如他一面承认是他自己推荐莫顺宗担任新纪元学院的副院长，另一方面，他却自相矛盾地指责是叶新田把莫顺宗安插在新院的行政机构中。事实上是莫顺宗不能苟同他破坏新院董教学三者之间的正常关系而离弃他。

郭全强从来就不是厦门大学的董事。他杜撰这一点目的在于丑化郭全强作为董总主席的形象，以掩盖权力过度膨胀的莫泰熙伙同詹缘端和他本人否定和破坏董教总教育中心和厦门大学的学术研究的合作计划的罪行。

实际上，郭全强曾经被礼聘为厦大的客座教授；柯嘉逊说天津科技大学建议授给郭全强“名誉博士”，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天津师范大学授予董总主席以“客座教授”，借以表扬董总对华教的贡献，绝对不是有如柯嘉逊所说的经由王瑞国做中介人的一个“交易”。这不但歪曲了天津师范大学的美意，同时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但这部分是杨培根和詹缘端添加的。

所谓中文本还有许多显然是詹缘端和杨培根加油添醋的话，使它成了一个大杂烩似的翻译本。这种对作者、读者，并且对事实来说，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竟然出现在博士、准博士、律师的身上，这不但贻笑大方，而且破坏了具有正义感和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桀犬吠尧。柯嘉逊，你会因此而得到你的赏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