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不知道,在大马,除了A型H1N1流感外,我们极可能也患上“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生械劫案。劫匪冲进银行,警察很快就来到,绑匪劫持了两男一女做人质。警方在银行外荷枪实弹地包围,与银行的绑匪谈判放人。事件僵持了许久,劫匪叫警方先撤走,警察不肯。面有时向外放了两响空枪,全市的人都很紧张。拖了几天,双方谈判有了结果,绑匪把三个人质推出来,循警指定的一条路逃走。这时警察追了上来,想救人质,也想抓绑匪。但怪事发生了,三人质却帮绑匪掩护逃亡,大声叫匪徒逃命,其中一个女人质还挺身替匪徒挡枪。

后来绑匪就擒。警方找来心理学家:三个人质为甚么在最后的性命关头都帮匪徒逃命呢?专家深入研究,结论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缐。当人遇上了一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於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1974年,美国报业王赫斯的千金被美国的“新人民军”绑架,最后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参加抢劫银行,感谢恐怖份子。对一个长久的施暴者不杀的恩威,觉得是一种慈悲。

这种病症,不止一两个人质,在马来西亚,长久匍伏在暴政之下我们,也大有可能患上这种病症。执政者就是在利用这种手段来施政,不信吗?

纳吉上台后,因为阿旦杜亚事件令他名誉受损,于是他上台后释放了13个内安法令扣留者,还到处巡游,人民顿时觉得这个首相不错;霹雳州跳槽事件发生后,人民很愤怒,于是他不久就开放27个服务业次领域,并撤销30%土著股权的限制,人民高兴欢呼;霹雳州议会混乱事件后,他就马上释放3个兴权会领袖,人民觉得他很有人性;赵明福事件在验尸庭进行审查,以及马华党争的同时,他就成立F1车队法;最近,希山也有样学样,在牛头事件爆发后,他也释放了5个内安法令被扣者,人民顿时觉得这个政府是讲道理的。

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因为我们的52年来苦难太长久,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放弃了民主自由的希望。为甚么我们甘心自我作贱,难道我们患了“斯德哥尔摩心理症”?希望廖中莱不要只是关注A型流感,还要关注“斯德哥尔摩心理症”,因为相信更多人民患上此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