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新加坡的一位律师，姓李，名字我倒给忘了（故且称他为老李吧），只知道他从一位不谙中文的受英文教育的律师，到公元2000年，可以应邀到新加坡以华语讲解道德经。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从小受英文教育，过后负笈英国念书的专业人士做出如此大的努力，学习华文，进而能阅读并讲解道德经呢？

故事发生了70年代，老李一次出差到英国伦敦。在他下榻的酒店大厅，有一晚正播放着影片，背景是19世纪末期西方列强在中国的蛮横事迹。老李清楚的记得，影片里几个外国人被一群愤怒的中国人给包围着，然后一队西方骑兵团正好来到，这时在酒店大厅里头的观看影片几个外国人，突然起站起身，大声疾呼：“Kill the yellow bastards!”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让从小接受英文教育，能说得一口流利英语，一点都不谙华文的老李猛然觉醒，即便是自己再怎么洋化，再怎样的融入西方人的社会，黄色的肤色始终不可能变白。

于是老李下定决心学华文，在他强大决心下不止能写能讲，还能阅读道德经，讲解道德经。

故事就说到这，我要讲的重点不在道德经，不在学习华文，更不在这位老李的身上。我要讲的重点是：最近“疯”头超劲的马大历史教授邱家金博士所推崇的“单一源流教育”，是不是真的有如邱博士所想的般灵丹妙效，是达至全民团结的不二法门。

团结，真的非得要建立在付出代价的基础上？有代价的团结，是否是我们所追求的团结呢？我想大部份人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大马，一个华人，能在政府部门或高等学府当上高职，还能挂个勋衔，想必付出了不少的“代价”。所以，付出代价对于这些人而言，我想是没什么了不得的事，人活在世上，不是每天都在为生活付出代价吗？

只是，为达至从小开始团结国民目标，所需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一定要是放弃自身源流教育系统呢？这代价不会太高了些吗？而且也没保障，因为回想起老李的际遇，会不会在放弃自身源流教育系统若干年后，在大团结的染缸里，换来一句：“Kamu bukan bumiputera”结果呢？

我东想西想，左想右想，倒过来想，想到只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不分肤色，不分语言，会有不团结的道理吗？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只不过我这种想法，大家都懂，大家也知道这是痴人说梦话。但那设想融入对方的社会就能达到团结的想法，就不是在痴人说梦吗？

李光耀成功的把新加坡带上亚洲四小龙列车后，像老李一样猛然发现新加坡人成了没有“根”的一群，于是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把华文从新加坡主流社会连根拔起廿来年后，大力推广“讲华语运动”。为了“经济效益”的李光耀发现放弃华语此路不通，来个大刹车慢回转，认定英语只能当作谋生用的工具，不能把老祖宗的语文给典当掉。廿来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前摆着为“团结效益”而不时被带往单一源流教育的入口处境，人口倘占廿来个百分点或许火势未及眉头，但难保再多个廿来年，大马教育源流不会有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