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一个朋友裁剪一篇文稿过来，说太平区国会议员倪可敏指出马来西亚正為是否禁止“阿拉”字眼的运用陷入史上最无意义的超级大辩論。他呼吁全国人民冷静，不要对巫统种族政客的挑衅闻歌起舞。巫统正利用挑动宗教情绪企图挽回日益崩溃的支持力量。他赞扬回教党及人民公正党在此课题上采取开明立场支持高庭判决。

看到这篇文稿，让我想起初到上海的经验。当时初来乍到，无意中遇见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我这个朋友是马来人，老家在森美兰州，拿到国家奖学金后到美国留学，毕业后进入苹果电脑工作，现在调到苏州的苹果电脑后勤部做技术人员。和所有马来西亚的马来同胞一样，因为自己马来语说得好，马上“他乡遇知交”，对我毫无保留的透露心事。他说起很多工厂迁离马来西亚，搞到必须离乡背井工作，非常不方便。说的、说的，突然问我：“上海人是否全都是回教徒？”

听他那么一问，我有点惊讶。后来，他这么说，因为上海话里的“我”，发音就是“阿拉”，而他和上海当地人不熟，只是偶尔来上海交流，又不好意思追问。我是勉勉强强听得懂上海话，和很多上海人也混熟了，我知道，虽然标准发音和回教徒发音有所区别，乍听上海话的“阿拉”，和回教徒的发音，还是有点类似。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禁用“阿拉”字眼的理由和辨别方式，不过，若一条线划下去，上海人一定不能到马来西亚去，避免上海人激动起来，满口“阿拉”、“阿拉”的满街叫，导致误会，引发不可收拾的后果。

不过，更深一层思想，或许，这代表马来西亚人吃得饱、穿得暖。我在中国，我发现大家关注的不是这种蒜皮、葱毛问题，而是如何解决温饱。拥有温饱的，又设法更进一步赚大钱，努力的与国际、先进国等接轨。特别是在上海，上海人一点也不关心外来文化的腐蚀、冲击或边缘化，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提升自己，让自己在与大家竞争过程中不会落后。

还有我佩服上海人的一点，就是他们动作快。我发现，家乡祖国的人比较喜欢gossip，闲来无事，大家喜欢到咖啡店或嘛嘛档围坐，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高谈阔论（有点像北京的德士司机，他们叫侃），谈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不过没有翻译成具体的动作。最近，我几个朋友到上海找我，叫我介绍一些中国人去投资，和他们合作做生意，让我更看清楚马来西亚人的本质。我的马来西亚朋友回去后一个月，还是没有动作，倒是我的上海朋友天天催促，搞到我“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这就是马来西亚的“说”，和上海人的“做”，最大的分别。

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国家出现禁用“阿拉”字眼的争执，以马来西亚人的民族性，这个课题还可以争执很久，可能争执到天长地久还没有真正落实。就像所有竞选时期的课题和宣言，可以每次竞选重听一次，好像怀念老歌，一次又一次的重播。更奇怪的，人民们一样全单照收，一样满口怨言，转过头来，日子一样过，完全没有丝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