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目前全世界共有40多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

早在18世纪，瑞典的一位传教士安德斯、钱德尼在他书中《关于中国信息自由的报告》纪录了古代中国纳谏制度。也是身为瑞典议会议员的安德斯在书中谈到了谏言的利益，人权、信息自由和行政透明度的重要性。

1766年，在他的推动下，瑞典议会通过了《信息自由法》，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明确的规定政府和所有公民平等同享资讯自由，身为没有执行权的老百姓这一方有权查阅一切政府文件，政府必须无偿向提出查阅请求的公民提供文件。

而在1966年美国也通过了类似《信息自由法》。2005年英国也实施了《信息公开法》。在此这俩法中，美国和英国均规定政府如果拒绝提供信息，必须合理说明原因，否则老百姓可以向法院起诉。

现时的香港，台湾和大陆相对的在1995年，2005年和2007年出台制定了政府资讯公开法。

同时这些40多个国家地区包括美国当然也有所谓的“官方机密法令”还是本身各自的“联邦宪法”。而这些阳光法案的执行，都不与有关官方机密法令和有关联邦宪法有抵触。

人权，自由平等、文明进步和公平正义是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观，如真的像巫统议员苏莱曼所说的和大马联邦宪法有“抵触”之处，我想那是有意要维护人治的环境，没想要把大马宪法的普世价值基本精神释放出来，始终要维护一方权力的庞大与另一方老百姓权力（其实应当是国家的老板）的无限稀少，阻止法治社会健全的发展。

美国内华达州的一位律师屈西亚、林奇在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他向与同会者作了《信息自由－实行有效政府管理的基本要素》的专题论坛中，在他的演讲里说“信息自由是实现有效政府管理的基本要素。如果政府希望有效地管理民众，那么民众必须有权知道政府在做什么”。林奇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于一个民主、负责任的政府而言，知情权非常重要”。

我想，这都需要收紧的公权力来配合和推动。谦恭下士、尊重宪法和人民的知情权和公民权。当权贵不再嚣张、遵循一定准则的时候、民权才能彰显。当普通老百姓不再无谓的畏惧，不再受委屈，能自信地在自己的国度里得到该有的国民生存权和发展权，那才是“一个大马”。

如不是，那“一个大马”恐怕是个空城计之说，阳光法案这官与民都不能平等相对共享资讯自由之权利，那反贪污、根除腐败之类的政治决心，老百姓听听也罢，不作无知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