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期在野的政党，成立了数十年都没能执政，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人民不能接受该政党的理念呢？还是因为大环境的因素？

如果该政党能坚持创党理念，那么该政党还是值得人民尊敬的。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又有多少领袖可以坚持该理念呢？

眼见无数的政党为了执政而借助外在的力量，可是往往自己又没本事和力量制衡或牵制对方，这也可以叫做政治的一场豪赌。

在这情形下结合的政党或阵线因为没有共同的理念，所拥有的目标只是执政，往往会为了达到目标而觑准民众心理上的渴求，在一方面刻意营造假象，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积压已久的民怨，诱使人民对该阵线充满了未知数的政治结盟有所憧憬和期待。

民主行动党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先后两次的结盟尝试，恰好是这种写照。

依笔者的浅见，任何跨种族跨政党的合作结盟，不分朝野，人民大众均有批评，议论的权利，毕竟任何政党或称政线的离合，始终还是要面向民众，因为它的利和弊的冲击，每每势将影响人民的日出作息，故此，人民要行使知情权，该是无可厚非吧。

就拿国阵来做为例子吧，人民严加监督华基成员党在联合政府里的表现与作为，何尝不是基于这个论点呢？

再举一个例子，回教党与巫统之间的密谈互动，不应该单纯的看作为两党之间的党际事务;或是囫囵吞枣的将它定位为纯回教社群的内部事务。回教党与巫统两党针对此事应交代内情的对象，不应该只是各自的最高领导层，或是各自联合阵线的夥伴和盟友，该交待的对象是他们反覆寻求支持、委托——手持选票的人民，马来西亚的公民。

为何这样说呢？很简单：你即然向公众募款筹钱，你就要向公众社会公布款额的明细，以示公正;同样的道理，你向民众寻求委托，要民众投你一票，如果是牵涉组合团队，或者称为阵线，为他人说项助选，那当然必须对民众就结盟事宜有个清楚交代。这个准则不能因党而异，因人而异：执政党手握行政大权，当然影响重大，绝对不能含糊其词，迷惑人民;反对党也同样不应该以在野为由而以为惟我例外，含有特权。

笔者遥想1990年的大选，民主行党与当时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四六精神党”结盟，组成“人民阵线”（GAGASANRAKYAT)，提出“改朝换代”的主张。记得当时两线制尚未成形，民主行党朝思暮想要打破国阵强势执政的局面，却又困限于自己的马来选民支持偏弱，而必须找人结盟。这种政治现实的需要，虽然可以理解，但是林吉祥（当时担任民主行党秘书长）当时的结盟布局，却是一场政治豪赌，也为日后的破局留下伏笔。

当时的民主行党为求大选有所突破，不惜委曲求全的以东姑拉沙里马首是瞻的政治犯险（堪称可悲）。当时笔者记得前任马华总会长，翁诗杰曾在1991年和林冠英（当时担任民主行党社青团总团长）的公开辩论中提出质疑:翁称，民主行党既然已号召华社支持“四六精神党”以对抗巫统，就必须有足够的制衡力量牵制“四六”，使它无以一党坐大，进而滑向寡头领导。（这样只会历史重演，重演国阵内巫统一党毒打的局面）

笔者记忆所及，林冠英面对翁诗杰的这质疑，由头到尾都不做任何正面的回应（不知道是不懂得回答，还是不敢回答）。林冠英当时的答辩是纯民粹式的，把两党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当作是自己的敌人，把互相需要说成是两党结盟必成的保证。在和翁诗杰多次的口舌交锋中，林冠英与当时多位民主行党领袖一直刻意回避的问题是“

“民主行行动党”与“四六精神党”的政纲取向南辕北辙。前者主张“大马人的大马”，而后者始终坚持“马来人支配主义”。如果“四六精神党”有朝一日回归巫统，民主行动党又将如何自处呢?（现在“四六精神党”已经回归巫统了）

当时，正值民众对两线制的催生充满期待之际，这种假设性的议题自然不会讨好，甚至还会被人视为政治偏见。可是，在短短数年里，这一切假设真的叫不幸言中。奇怪的是，对于“四六精神党”因为回归巫统而导致“人民阵线”的分裂，民主行动党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交代，更不用说会为了曾经误导民众支持“四六”而感到愧疚遗憾。（说的粗一点叫做没原则，没道德，没立场，无耻）

今天，摆在眼前的局面似曾相识，好像历史重演：回教党对神权回教国的坚持从不含糊，更明文写在党章上。而且民联里面各位领袖心里也明白，这是民主行动党与回教党之间的基本矛盾。刻意的回避，视之不理或把它当做国阵喧染的伎俩，其实都无补于事，改变部了事实。

在这个时候，巫统与回教党的眉来眼去，会不会就是当年“四六精神党”背叛在野党盟约的再版，实在令人难以预料。依笔者浅见，回教党要并入巫统或加盟国阵的可能性不高，可是巫统和回教党基于宗教、族裔团结的前提而达致的任何政治和解，预料将给民联带来巨大的冲击。

这一连串的疑团，民联各领袖有责任挺身而出说清楚、讲明白，特别是民主行动党的领袖。如果光只是推说：“我们还没有执政，一切等我执政上位后再说”，那根本无异于把头埋在沙堆里的鸵鸟。对民联日后的发展，固然会坐失未雨绸缪的先机；对失望的民众，这更可能是两线制理念面对公信力日走下坡的开始。如果没在历史的教训中学习，历史是会重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