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人文始祖”伏羲于七千年前“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伦之本”，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代，有重大科学文明意义。姓氏作为“远禽兽，别婚姻”的符号，是华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记，至今代代相传延绵不断，是我们华人生生不息的血缘纽带。

伏羲“正姓氏”完全遵循了人类进化的科学性，以姓氏文化为载体，将遗传学的真谛阐述于世人。从今天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只有男性的DNA具有Y染色体，同姓氏的人群，就具有同样类型的Y染色体及遗传基因，这即是“父系血统”的科学根据。

华夏姓氏文化最终使人类的体质和智力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

的进步。

我们的祖先将这个人文基础科学标准系统化了，最终开展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华夏社会次序。从此，姓名文化成了华夏特有的传统之一，自古受到百姓的重视，除了非常时期如政治迫害、仇家追杀等原因，不得已而隐姓改名以求自保外，没有谁愿意背叛祖宗，即所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那么华校易名与华夏姓名文化的矛盾呢？原来，华夏汉人自古就是敬天、法地、崇祖、孝亲、尊师的民族，有“天地君亲师”的传统，父母及老师都有“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角色与责任，即是父母老师都有领导、教诲、亲爱的角色与责任，在父子之间谓之孝道，在师徒之间则是师道。因此，胡乱草率地将学校杏林圣地易名是一种欺师行为，等同于灭祖，同样是华夏文化里的大忌讳。

《礼记》说“黄帝正名百物”、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严复先生於是在翻译时感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诸圣贤都道出了名的重要性，《说文》剖析汉字「名」时也指出“名自命也”，名和命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名字一旦确立了，就赋予一个实体正当的命脉，具有传承千秋万载的意义。易名，意味这个实体的生命走不下去了，后继无人了，它所承载的涵义也将走入历史。所以一个师门，桃李满天下，只要门人有骨气，就绝不会让它覆灭，就象为天下百姓以“无后为大”，为祖先开支散叶、香火不断，是一样的道理。

这次子文易名，我们也看到舆论界都在仗义执言，他们当中许多既非学校门人，也非亲非故，这种义举的精神又来自那里呢？这世上恐怕只有华夏文化有这个精神，叫“兴灭国，继绝世”，这也是孔子作《春秋》的历史精神大义所在。春秋战国之际，当诸侯国中一个国家快要灭亡了，乃至已经灭亡绝后了，其他的国还要找到这国家的后人，扶助他起来复国，这就是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了。例如汉高祖刘邦，在他统一天下以后，又为秦始皇以及楚、魏、齐等灭国无后的想办法使他续绝，华夏文化精神就有这种豁达大度的胸襟与原则。推展开来，这也成了华夏文化对于国际政治的精神，试看中国历史，除了五胡乱华、五代这些边疆民族称王称帝乱搞以外，正式的华夏朝代，汉、唐、宋、明，从来没有主动地发动过欲图灭亡邻国的子孙、土地的侵略战争。例如当年大明郑和七下西洋，凭借绝对优势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从没有欲图侵略任何一国一寸土地。

华夏文化讲究正名，其实内含中庸之道，并不反对以利取义，不反对“广誉施于身”，比如礼堂大楼以捐款人命名等，以此鼓励表扬捐款人。但却严正反对沽名钓誉、欺世盗名者，绝不纵容捐款人本末倒置，窃取校名，欺师灭祖，以利害义。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公器，建设起来是经过多少时间和多少前人的心血所完成？今人要慎终追远、继往开来，切不可倒回头来侮辱鄙视长养自己的文化与智慧。“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饮水思源不忘本，才是以仁义道德立人的华夏文明特色。除非有不得不改的特殊正面原因，否则学校易名，失去的不单是一个名字，还有它身后积累的道德文化。

总之，子文易名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时下的财政危机，而在于华夏文化主体性的沉沦。“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当务之急，是重建华夏文化的主体性，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全力复兴华夏文化，守护华人的民族精神家园，彻底解决当代华人的精神危机问题。如此，就不至于还会出现学校管理层将校名拍卖的怪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