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新北市，即发现一有趣现象：监视器坐落于几乎每条街道上的几乎每个角落。数日后，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学长骄傲地宣称这里的治安不错，“因为每个街道巷口皆有监视器——虽然很多是没有实际操作的”。

当下心底更是揣揣不安。自小即不喜欢被人监视，只要发现自己被注视超过3秒钟，即会忍不住问对方“干嘛？”。而如今只要我离开家里，无论我走到何处何地（大概除了厕所例外），都会遭到一大堆的监视器监视着。

更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这监视器后面，是否有人在监控着？我知道监视器的主机会接驳到派出所或里长家里，但他们是否会（或刚巧）在荧幕前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而又是谁赋予他们如此大的权力，可以这样监视着我们？

台湾的朋友大都不这么觉得，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也不那么觉得，他们觉得很有安全感；至于来自其他区域的朋友，这倒不得而知了。

近日从香港摄影网站Photoblog.hk看见“ Surveillance Camera Man ”系列短片：一男子拿着摄录机在未经他人同意下进行摄录，在被人质疑时也不作解释，仅回应说是“正在拍摄”。结果可想而知，他遭人责骂驱逐，有的更对他粗暴以待。

我 在这里引述该网站的一段文字，煞是有趣：“其实这是个有趣的实验，因为我们相信不少人都会对于‘无故被拍摄’感到不安，甚至因此表现反感也很正常；但与此 同时，其实今时今日监控摄录机无处不在，街道上、餐厅里、电梯中，人们却好像会习惯得了，但其实两者分别只在于手持的，或是在墙上的。”

在 此必须特别补充一点：手持的摄录机，我们看得见摄录者是谁，我们能够通过摄录者对我们展现的符号（年龄、性别、衣着、表情、眼神……）稍微了解和猜测这个 人的背景，甚至与摄录者对话；对于建置在墙上的监视器，我们却对它们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谁在监视器的背后，不知道监视器的画面将接驳到何处，不知道监视 器如何运作，不知道摄录到画面会被怎么处理，是否会外泄到第三方手里……可是我们却对监视器产生莫名的安全感，对手持摄录机充满排斥。

在 未观看到这系列短片以前，曾针对此课题做过采访。一名受访者说，“监视器只可以记录你受伤害的过程，但没有人会出来救你”，而另一名任职新北市市议员的受 访者也承认说监视器的建置只增加了破案率，并没有减少犯罪率。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市议员也透露说，台湾各个城市正往在主要街道巷口建置监视器这一趋势发 展。

所以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人们可以为了这自我感觉良好的“安全感”，而牺牲掉自己的隐私和不被监控的自由？是治安过于败坏，还是对于东方人而言，“隐私、自由是什么？可以吃的吗？”

曾经与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学姐对谈，她说她能够接受台湾出现这种现象。如果同一情况出现在马来西亚，她就会极力反对，因为她不信任马来西亚政府。她相信台湾执政单位的这一举措是真诚地为台湾拚治安，而马来西亚是另有所图。

好， 重点不是比较哪个政权更真诚为人民服务，而是对执政单位的“信任”——因为信任某执政单位，你就能够将一切托付予它？试想想，今天他们能够在每一条街道巷 口“保障你的安全”（虽然前文已提到这所谓的“安全感”其实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假象）的同时，是否也意味着你在每一条街道巷口皆受到执政单位的监控？

这 是一个慢水煮青蛙的状态。我也相信台湾各层次的执政单位并没有要监控其公民的意思，但不得否认的是，在人民的信任与默许的情况下，以“安全”之名，这一监 控系统（你也可以说是安全系统）已逐渐成形，也逐渐成熟。曾经看过纪录片《牵阮的手》，了解到台湾戒严时期，国民党是通过特务来监控异议人士的。如今，若 是回到那个时代，执政单位连这一人力资源也可以省下，用在别的地方。

说到这里，大概就有很多人会抗议说，“你以为台湾这里是XX国 吗？”当然，台湾不是XX国，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却是不变的事实。利比亚前总统卡达菲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不也曾是该国的英雄？不 要因为对任何事物的恐惧（害怕不安全），而用自由和遵从来当交换筹码，以换取执政者的庇护。很多集权政权都是通过人民的恐惧，来建立自己呼风唤雨的霸权 的。

所以作为公民的责任，我们是要确保监控执政单位的机制，而不是确保执政单位有监控我们的机制，哪怕你有多么信任你票选出来的政权。不让我们票选出来的政权有腐败的机会，是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

或许上述的情况，似乎和马来西亚毫无关联。但在变天的希望似乎快要实现，政权交替的憧憬逐渐向我们靠拢的时候，台湾的这一现象值得我们马来西亚人借镜——当你“信任”的政权以“安全”之名，在我们的各个街道巷口建置监视器，你会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