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改变，人民渴求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愿望越来越深切。各种各类的社会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如，净选盟集会以及环境保护运动。这些社会运动成功掀起全民参与的浪潮，达到跨族群之效果。同时印证我国公民社会运动逐渐扩展和转型。多场和平集会也看出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比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更理智与成熟。

在黄绿灯光照射底下，我国的先驱社会运动，即华教运动显得风烛残年。去年的多场华教救亡运动变成老前辈的聚会，年轻人的力量分散到其他的社会运动。此外，华教运动碍于本质上的囿限，无法动员非华裔群体，悲情的氛围被负面标签为沙文主义者滋事。种种迹象看出横跨半个世纪的华教运动的运作模式已经僵化，急迫需要转型。

某场社会运动的推动者的言论和论述是运动方向的指标。故此，若推动者的言论和论述有所改变，换言之也表示该场运动转型。笔者认为多份华社纲领性文件，即1983年的《国家文化备忘录》、1985年的《华团联合宣言》、1999年的《大选诉求》以及2010年的《行动方略》里的教育论述之转变若干影响华教运动论述，甚至反映华教运动的转型。尽管行动上的华教运动无法全面跨族群，然而这些文件对于教育诉求可归纳出其精神已从原生的族群主义跳脱到全民视野。《国家文化备忘录》和《华团联合宣言》对于教育诉求从浓厚的华族色彩论述逐步退色，更贴近本土风格。《大选诉求》以及《行动方略》的教育建议更是务必达到跨族群和全民关怀之目的。

精神上有转变固然值得嘉许，可是在行动上的转型，华社的步伐明显不一致。前三份文件涉及各州中华大会堂、会馆联合会以及董教总等联合签署。奈何到了《行动方略》，此景不复存在。一些之前合作伙伴已经脱队，大大削弱华社对抗单元主义的力量。董教总便是其一例子。学者黄庭康曾提及，“当不同的运动汇聚成同一阵线时，它们的力量就大大增强，国家面对更大压力要回应社会运动的诉求。” 身为华教最高领导机构的董教总的缺席必然使得社会运动的力量大力减弱，相对地，国家回应社会运动的诉求的压力也随之变小。

面对单元主义的围困，霸权主义的横行，董教总领导层是否应该重新思考自我定位，配合其他团体，像过往般再次携手拟订华教运动的新方向？华教运动如何转型成为全民所能接受的社会运动恐怕是董教总领袖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须知，只守不攻的妥协和协商手段已经不能游刃在僵硬的马来族群霸权的政治结构里。

依笔者愚见，唯有让华教运动深化成为全民教育运动，打破非华族认为华教运动只是争取华族教育权益的刻板印象；让华教运动转化成不啻是捍卫华文教育的手段，也是提升国家教育素质的途径。唯有如此，才能够，一、打破僵化的华教运动模式，并收跨族群之功效；二、让被单元主义充斥脑袋的政府了解，只有把教育放在公平的平台发展，培养人才，提升国家竞争力才是在全球化洪流里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