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了题为“面对社交媒体的弊病”社论。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旧壶嫌新壶黑 （五十步笑一百步）的例子。
当有关剑桥分析及其相关的公司攫取了数百万笔面子书用户个人资料的消息一传开，西方人感到被侵犯与愤怒。据报道，这些资料被利用来影响美国，英国和其他地区主要的选举结果。
这种愤慨不仅仅是因为个人资料被滥用来赚取利润。面子书出现前的几十年里，我们银行户口的详细资料已经被出卖给银行和信用卡公司来评定我们的财务信用。没人因此而皱起眉头。同样的，公众也不会提出道义上的反对，我们甚至还同意让未来的雇主从警方资料库中询查是否有犯罪前科。
很少有人提出反对，即使是有的话，通常也只是针对准确性，或者是因事过境迁而不再有任何关联。因为人们接受这样的做法是有必要的，进而默许这些违反隐私的行为。一旦发生差错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一些透明度和补救的程序可以遵循。
那么这一回出了什么问题呢？面子书攫取了我们的个人品味，生活方式和政治倾向，是为了预测我们的投票意向？在面子书和剑桥分析攫取庞大数据之前，成熟的民主国家的政党以挨街挨户以及在投票站外，收集选民投选习性的数据。这些数据被仔细的收集起来以备在下次选举中使用。至今仍然采用这种做法，这些数据也同样的被输入强大的电脑来辅助针对性的拉票活动。
这些担忧其实与面子书用户资料被商业机构利用无关。所有面子书的用户都被视为已经同意让面子书与第三者将他们的资料作为商业用途。从英国信息专员公署（ICO）的角度来看，关键问题是剑桥分析是否“非法攫取了数百万面子书用户的资料，并在政治活动期间用它来分析和瞄准选民”。
因此，高等法庭颁发了搜查令，剑桥分析的办公室被高调的突袭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着的调查。要构成非法，数据的转手和使用必须在没有得到用户的同意下进行，并且超出了允许使用的范围。
来自剑桥分析内部告发者在上周的揭发引起了恐慌，这肯定让政府、英国、欧洲和美国的监督机关十分尴尬。告发者暴露了国家机关在监察譬如面子书这样的巨头时显的无能为力，这些巨头的财力，科技和知识能力，以及从对资讯控制所获得的力量，远远超越了监督机关监察他们的能力。
这事件不仅仅只是唤醒西方各国政府关于面子书不受约束的力道，当政府不再是由人民在选举中产生，而是以大量金钱向擅长应用见不得光的心理统计和对狗儿吹起高频率哨子的政治手段 （注：指的是政客们以某种方式说一些取悦特定群体的话，使之仅仅传入目标群体的耳目中）所购买得来的政府，这件事也质疑了西方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和思想基础。
顺便说一句，这不是一些寂寞左翼学者的说法。剑桥分析自命权威的中心人物在汉堡举行的“网络行销摇滚明星”大会上吹嘘说，他们为特朗普成功的竞选活动做出了贡献。在《卫报》题为“抢劫英国脱欧”（2017年5月7日）一文中，也揭发了一间为脱欧竞选组织工作并且和剑桥分析有间接关系的加拿大心理统计公司接受了350万英镑。
有趣的是，在被高调揭发之后，之前推销见不得光技俩者打起退堂鼓，改口说先前所说的只是为了兜生意而进行的鼓吹罢了。
尽管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对面子书站稳脚步并维护系统的思想基础，可是知识分子尤其愤怒，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受骗，面子书背叛了对本来应该让网络空间更加民主化的这股有利力量的信任。
告发者揭露剑桥分析的所做所为，即是利用攫取自面子书上的资料来塑造个人的心理状况，辨别不同社会群体的偏见和恐惧，并利用信息和错误信息在很细微的层面上向对象进行轰炸，以期达到为付了钱后台老板的反对者产生反感的目的。和传统的竞选活动相反的是，当政治家公开提出的说法要面对媒体的密切审查，反之却无法针对个别人采用细微层面有的放矢的做法追踪，况且公众也无从监督。
举例，在伦敦市长选举中，当时已故亿万富翁的儿子扎克古德史密斯（Zac Goldsmith）对垒工党候选人萨迪克汗（Sadiq Khan）。当扎克在竞选活动中，写信给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时，狡猾地暗示了萨迪克汗的伊斯兰传统，玩弄反回教的宗教偏见和对恐怖主义者的恐惧。
然而，在写信给淡米尔人时，他却利用了他们对祖国的忧虑，声称“作为政府部长，萨迪克汗并没有利用他的地位为斯里兰卡或国会中淡米尔社群讲话。因为是以萨迪克汗的伦敦政策来判断，这指责到底是真是假，和他适不适合当伦敦市长毫无关系。
剑桥分析和面子书丑闻的关键在于通过操纵社交媒体来颠覆民主进程。与拥有强而有力的独立媒体的西方相比，新加坡是完全一无所有。因此无论是否通过社交媒体去进行颠覆，整个政治进程已经被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所颠覆了。这是在过去60年来《海峡时报》无视的新加坡政治的病态。
在练习见不得光的颠覆诡计时，执政党是走在时代前面！作为一个城市小国，不管是模拟还是数码，政府已经控制住所有庞大数据。有必要时，无论是合法或是非法，执政党将使用这些数据来辨认和摧毁反对者，而且不用担心在法庭上受到挑战或追究责任。
在过去60年里，庞大数据被用来落实对选区边界的变更，从而破坏了已经是微弱反对党做出的任何努力。所有武器中单凭控治政治这项强而有力的工具，以及被牵着鼻子的媒体一味唯命是从之下，目前根本就不需要动用到如剑桥分析的服务。出类拔萃的是整个国家机关即是剑桥分析。
至于公民对滥用隐私权的愤慨，在新加坡就从来都没听人说起过。因为人民在过去60年里已经被洗脑了，并接受国民就是国家的财产。因为你的存在而亏欠了他们。
例如，到底有多少新加坡人知道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时，必需领取一纸政治许可证件—"合适证书”才有资格进入高等学府受教育？我一直很想知道，在那个年代，他们如何设法编织出18岁者的政治轮廓。政治评分是来自教师、校长还是躲在黑暗角落里爬来爬去的线人？
目前在西方涉及储存在面子书的个人数据被滥用的争议是可以由国家以及各国的共同努力来处理。个别人也可以选择退出社交媒体。
在一个像新加坡这样的社会中，国家机构被占尽优势的政党所俘虏，而无法保护个人数据不被滥用于政治用途上。这才是政治弊病的真正症结所在。新加坡人要面对的不是社交媒体被滥用。
编按：本文由万章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