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族群文化的社会，持存至今，实为不易。自从独立建国以来，来自不同源流族群的人们，共生于此，即使历经513惨剧，却不至于沦为南斯拉夫等同为多元族群文化社会的国度所面临的分裂与战争悲剧。在其间起着最大作用者，莫属于大家—不分巫裔丶华裔丶印裔—对于之间文化习俗，甚至是政治与宗教差异的容忍之心。

面对前执政党的舞弊与煽动性言语，选民克服了被国家政治机器所操控的选举委员会所设下的重重障碍。他们不是走上其他国家的群众，所常选择的流血暴动抗争之路，而是以选票成功实现了政党轮替。不过，单是实现民主政治应有的合理程序，只不过是民主转型的开始。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民主转型进程，马来西亚的民主转型，必须克服的最大且长期的阻力，是族群关系问题。

马来西亚人仍然尚未完全脱离英殖民统治者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政策对民众所残留下的恶性影响。马来政治精英阶层在国家独立以后，对政治权力进行垄断，外加513事件的发生进一步的巩固，得以维持其统治至今。513事件的后续效应，则是马来西亚政治言语与种族挂钩。

509大选前后，多次“马来海啸”这一词汇，以意指马来选民的民主政治觉醒。不过，族群之间的民主政治觉醒，差异仍大。多处乡区集会表明，在马来人人口总数中仍然居多的马来乡区选民，多数中下层马来选民，首先并非全是因为信任希望联盟（希盟），而是基于对马哈迪医生的憧憬与信赖而反对国阵政权；其二则是不满于纳吉政权严重的贪腐舞弊；其三是日常生活中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他们唯有对希盟寄于厚望，能够解决乡区选民的困境。

希盟胜选以后应对经济问题的对策，不只是马来中下层选民，也是所有务实的选民所关注的议题。不过，那是政府所行之事，而恰是在各族选民所在的下层结构，选民在日常中对政治丶社会现象所作出的一般反应，才是马来西亚民主转型长期进程的关建所在。

在大选以后，我们可以观察到无数华人选民在大选以后，犹如急迫地想要释放出长时期被压抑所累积下来的负能量，四处挞伐先前不愿支持希盟的其他华人选民或政治人物。在大选以前，也许就有谩骂之言，但大选以后，谩骂之言更是无处不见。正是在当前时刻，民主成熟的未来正在考验选民的心智，是否能持宽大的“容忍”之心去包容其他选民。何况“容忍”不止于同一族群的选民之间，更在于不同族群的选民之间。

相较于华人选民，马来选民的考量还涉及了伊斯兰宗教的要素，这明显可见于马来亚半岛东海岸的伊斯兰党势力崛起。在那里，也有不少马来选民选择的是伊斯兰党，凸显着伊斯兰原教主义在未来可能成为马来西亚民主进程的隐患。华人选民是否能放下感性情绪，试图以包容心态去理解，为什么有马来选民选择了其他党，而非希望联盟呢？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的是，马来选民当初为何选择了希望联盟？倘若他们对新政府政策提出质疑，其原因何在？

身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曾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并不表示我们要为了容忍而放弃个人自由的权利。因为，容忍的重大前提，正是我们对于某一经验事实的判断所凭藉的良知。也许，有人认为良知是主观的，但我可不是说，你有你的良知，我有我的良知；良知是人类的良知，是大家的良知，是互不伤害任何一方的良知。它姑且可作为判定善恶的核心基准。唯有凭藉人的良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去直接面对那些政治的丶社会的，甚至是宗教的事件时，我们必须做出判断：那个事件是一件会伤害到我和其他人的坏事吗？

如果，那个事件所体现的不是伤害，而是我们与对方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开斋节的到来，我们是否要尊重对方的文化习俗？对他人的容忍，同时也在于促进你与他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唯有深知对方，你才会选择容忍。因此，容忍不只是比自由更重要，容忍还是对自由的进一步保障。容忍将减少差异之间所造成的冲突，冲突只会剥夺双方的自由。你可以为了一己之见，宁可去对那些意见不合的人士——无论是前执政党官员还是其他一般公民——发出激烈的伤害性言语，可是，这对于你个人和对方而言，究竟有多大益处呢？

在民主社会中，单凭良知未必能够对上位者起着现实且有效的压制与监督作用。人民必须仰赖于能够起类似作用的政治机制，来制衡政党政府的任何企图，那正是宪法。唯有一部获得完善化，且以不偏颇任何政治立场的大法官为保证者的成文宪法，才能体现人民的良知对恶政的压制作用——这些多少是胡适有的考量，却因他身处蒋介石的威权统治时期而不会直言的。

不过，这恰是度过威权统治的马来西亚公民，所可以去深思的问题。获得信任的优良法律，足以保障人与人之间丶族群与族群之间在发生任何冲突时的抹平作用。为了众人的自由，我们更需要有良心的容忍克己，而不是昧着良知的，对恶德的容忍态度。唯有取这种容忍之心，多元族群社会的马来西亚才能继续在民主之路走下去。

林嘉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哲学所，研究政治哲学，种族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