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强先生，

朋党的比喻可能不完全适用，然而我引朋党为例是论证国家任意干预市场有害无利。政府拥有实权，人民与政府立契是为了代理公共事务，也是限制政府机关的权力，防止滥权的可能。你说我文中“暗示哗！FM听众要求更多朋党行为”，我想可能与我原意不同，我想表达的是要求政府介入，有促成政府滥权，伤害公民社会的可能。

我无法同意你说的“要求政府的‘干预’是为了去除即已存在的朋党‘干预’”。

首先我从未否定，马来西亚媒体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谈媒体与言论自由不能排除政治因素。可是设想林敬益真的有求必应，去检讨该公司的决定，澄清该公司的债务问题，重整市场部门（这三点，只是诉诸资方就非常恰当），就能去除即有的政治因素和限制媒体的恶法？不能。即使哗！FM被救回了，恶法却仍然存在，社会还是没有媒体自由。除非我们寄望政府因此事件而良心发现，或者一面严格管制，一面释放善意，软硬兼施地牢牢操弄人民。

你说“哗！FM”事件该视为“政治关联公司的商业失败”，我没有太大的异议。政治因素我在第一篇关于“哗！FM”的文章，《爱哗！FM岂止要联署》之中已经有足够的讨论，所以这篇不赘。

我持这个立场的原因很简单：不要叫政府做不该做的事情。如果问题的根源在于恶法，诉求肯定要提出废除恶法。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政府动用内安法令扣留阿成，我们既要谴责政府及要求废除恶法，也要动用群众压力拯救阿成；可是如果阿成被内安法令对付却默默承受不对外界透露，我们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只能持续要求废除内安法令，不能在没有证据下指政府抓了阿成，拯救不知有没有受到迫害的人。

如何推动媒体自由的浩大工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地讨论和反思，如果目的、方法、策略上出错了，我们自该检讨和慢慢改进。在最近掀起的争议中，部分评论人仅是不认同要求政府介入的做法，“粉丝现象”的陈述引起了许多争议，可却不是议题中心所在。

回应读者来函： 指责“哗！ FM”听众是扭曲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