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政权交替以來，我们可在各社交平台和新闻媒体上看到众多向新政府提出关于体制改革与重整法治的呼吁。然我们必须自我警惕的思，我国自独立以来，法律体制在整体上多半还是停留于以往英殖民时期或1960年代前后的状态。许多法规依然陷于所谓“过时”的和“充满缺陷”的窘境。因此，以改革派自居的新政府上台执政之后，自然要进行法治改革和创新。可是，我们却发现改革运行的过程并没有理想中进行得那么顺利。
姑且不论新政府改革本身的动机和目的是否正确，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人民从威权政体步向民主改革开放的可能性后，所处于其中的心智状态。我们将发现，在过往深受固有教育体系熏陶的所有人——不分族群，因公民教育的缺陷，没有真正理解 所谓“民主”的真正意涵。民主不是纯粹的自由或人权，也不是你是否有权在网络上还是现实中，对其他人的谩骂和诋毁的权利，而是你必须要有自觉，必须要尽公民义务，去包容与自己不同的其他人，并与他们共进退。
所有人民，包括民众、知识分子、政治人物，都必须理解到，在马来人占有多数比例的情况下，新政府要确实地落实任何对于“民主”的种种诉求，是无比艰难与极具挑战性的事情。任何一度宣称要积极改变现状的政党，无论国内外都好，我们会发现它们在成为执政者以后，反而会走到较为保守的立场。
因为执政者不得不发现，他们无法再轻易以“理想的民主”为蓝图，去冒然改变现存体制的任何一处。他们发现，牵动任何一小处，不仅仅是会对他们自身造成伤害，更重要的是加剧本就不信任他们的极大多数，走向极端路线的危机。尤其是善于利用阴谋论来渲染和影响大众的敌对阵营，导致部长们必须更慎重地考量极大多数的群体，从而不得不先将少数人摆在一旁。
所以，执政者和有洞见的人们，就会发现自己不能以个人或自己的政党本有的理想主义作为政策实现的出发点。那些游弋在外的狼犬，正等着你犯错，然后再以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为名，去对你的错误加油添醋，然后再试图离间执政联盟或党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异常现实的政治世界中，掌握权力的执政者就必须认真学习和反思，去洞悉不同群体之间的相处状态，然后要磨合与拿捏好实践、理论和落实对象之间的平衡关系，以便能够走出真正有利于达成社会和谐的步骤。
实践者正是政府和执政者本身，他们有权力决定政策，然后透过官僚体系确切地落实政策。因此，他也是负有维持和维护共同体和国家之职责的核心人物；可是，他不能忽略落实对象的感受。所有老百姓是政策接收的一方，但同时也是执政者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共同体和国家之成立的根基；而知识分子、媒体评论人，甚至是所谓的“书生”，正是政策理论思想的提供者。
他们透过平台发言，不仅评价当权者的现况，或是为他们提供建议，甚至也可以是执政团队的一员——幕僚或智囊团。很遗憾的是，我们更多时候看到执政者因缺乏经验和所需知识，更多时候是以“人民”之名来办事，忽略了真正的“民意”，结果是草率作出决定，反之使得本有的问题恶化下去。
除此之外，我想提醒各位，所谓法律法规与宪法的重点不在于那些法条本身，而是其背后的思想精神，那精神才真正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和国家。执政者决不能单纯为了所谓“民主、人权”的空洞政治意识形态，然后巧妙利用来增添不真正具备有民意基础的法规。这很自然地就会引起异议者的反对和骚动，产生共鸣者也许会合理化任何的决定与措施，但身为执政者却不能因此就可忽悠其他异议者。
的确，我个人认为，那些措施和改革都是基于能往更民主的方向，而事先准备的努力和铺路，然人民群众民智是否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准呢？公民意识和教育怎么了？各族群之间又是否在那些议题上达成共识？所以，比起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思想精神，教育才是重点。凡事必须从教育做起，不是吗？
废除死刑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可以是良性的存在，但是该国家必须要具备有符合废死的教育和公民意识。即使是犯罪者的动机，也是出自于他的思考和想法，而这也是教育工作的一环。因此，教育才是改变政治体制、法治，甚至是民智进步的最大根本焦点。
也许，有人说我国教育水平在排名上还是不错的，但我这里所说的教育，不是理科，不是商科，也不是文科，而是所有科目背后都必须具备有的人文精神。什么是人文精神？实在是说不完啊，谁叫我们从来没有对人文精神的教育。简单而言，那就是理智思考。当人们因某一议题进行争论时，他们具备有理性知识的对话基础，而不会做那种只为反对而反对的辩论，要不就是只当不负社会公民责任的键盘英雄。
看看当下的国会会议，在野党提出的意见会获得执政党成员的认同吗？执政党的提议会获得在野党的赞美吗？我们自称是民主国家，却依然沦陷于党派之争，全都是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风气。只要一朝得志，所有政策决定要理会什么民意？最多就是做个区域的综合考察，然后就可以当成是全国民意的基础。
所以，我才会特别喜欢赛班（George H.Sabine）说讲过的一句话：“只有产生出了有知识、有教育的人，才可以创造出有智慧与文明的社会。公民的自由就是他的理解（求知）自由、讨论的自由以及贡献的自由，公民的自由不因地位和财富而不同，而是他的天赋和品德”。拥有了这种认知、理解与知识，民众才能相互理性互动和交流，而不是纯粹的情绪发言。在理想上，这种理性对话的民众互动，是不畏于思考、不惧于反思、可大胆讨论各种议题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