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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我们走了多远?——百年校庆的反思

本世纪最初20年落幕在即,意味着一场启蒙运动正在萌芽。晚近十年,国内许多华文中学、尤其是独中都相继庆祝各自的百年校庆。至于筹备校庆活动的系列工作,当然少不了具象征意义的筹款、售卖义卖会固本等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些难免的质疑声浪已演变成世代间的骂战与对立。质疑筹款活动的一方,往往被维护学校的一方批为“不爱校”、“华教罪人”及“忘恩负义”等等。而维护学校的一方,也不乏学长姐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育”在读的学弟妹,强调要念念不忘先贤建校的艰辛史云云。

若质疑者是因无理的谩骂学校而被挞伐,还真是咎由自取,但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一些理性的讨论与分析,也难免被扣以“反华教”的帽子,遭致批斗。究竟是我们的教育失败?还是我们所面对的少年人已经不是普通中学生,而是知识人。

难得的理性思辨

步入21世纪,许多华校,尤其是独中的财力、学生的精神面貌,都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众所周知,任何群体都难免有异议的杂音。不过,华文学校内部的异议常被盲目维护学校的一方,以道德绑架的方式“和谐”掉。这种现象早已屡见不鲜,且已是公开的秘密。

2019年,隆中华迎来百年校庆,校方同样推行各种筹款活动,近期内会举行的活动,就是8月31日的校庆义卖会,其中延伸出的争议有三:(一)一套300令吉的义卖会固本是否应该强制学生将其完全售出?(二)若无法完全售出,校方又可否酌情通融相关学生?(三)就当今学校的财力而言,是否还须强制执行这类募款活动?

近日,该校学生、校友,就售卖固本、筹款是否应该被强制执行的问题展开了辩论,从相关专页可见,许多帖文已经从过去的谩骂泄愤转为更理性的讨论。如一匿名的同学表示,先承认问题所在才是纠正问题的第一步,亦表示因为认同学校是他们的,所以有责任提出问题,字里行间可见其爱深责切的理性分析。

随后所登的投稿文章,言论以理性思辨居多,论点大多指向了筹款与捐款不该被强制的主张,同时探讨校方有否将钱花在刀口上的问题。这延伸探讨了学校的扩建工程可能存在的弊端,以及其他行政上的问题。

此外,有些校友也投书反思昔日的筹款形式,并提出若干建议。可见学校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有质疑即是有监督,公民守法,但也有权质疑执法者的合理依据,也唯有学校才是培养公民的理想温床。

当然,尽管是理性的讨论,也免不了各种非理性的围剿,论者除了须背负“不爱校”的骂名,也被要求为了“感恩”而盲从学校。护校一方甚至认为“我当初也是如此”、“不满意大可离开!”试图以此进行道德绑架。待讨论进入死胡同,就是国骂此起彼落。

这类的言论让人看得不寒而栗,若我们期许下一代能独立思考,为何不能容许这点批判?确实,在华教受害者情结的阴影下,我们仿佛笼中鸟,当看到自由鸟翱翔长空或同囚的鸟要挣脱牢笼时,被囚的大多数都会觉得他们的精神有问题。由此可见,理性批评的种子在此圈子里是难以觅得一处沃土的。

校庆只能歌颂赞美?

这场论战对于百年校庆而言,有其特殊意义,笔者曾拜读过一篇刊登于端传媒的文章,其中引述了台湾作家杨照的观点。他表示,日本京都大学的师生在批判与反省的氛围中,度过百年校庆一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百年校庆究竟要在歌颂赞美中度过,还是在反省与检讨中度过?笔者以为二者可以并存,百年校庆应是一个“检讨过去,策励来兹”的历史性时刻,须有检讨当下、反省过去的能力,学校才可以走得更远,这才是值得赞美的地方。

回顾历史,先贤办学的艰辛历程广为人知,毋庸置疑,但是独立批判的思辨氛围,并不与爱校与否相抵触。此外,只要是理性地批评学校,并不至于有辱校风。学校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才能培养真正的知识分子。

百年校庆的历史意义应该包括重塑校风、再造文明。学生的反叛是学校变革的动力,校风即学校的文明,任何文明都需要反叛者。罗洛•梅(Rollo May)认为:“反叛者的功能在于撼动僵固的习俗和文明秩序。”可见反叛是进步的动力。

然而,马来西亚华校因长期背负被国族建构边缘化的压力,以至于一般师生都很难接受有异议的声音,他们认为异议者应该饮水思源,不应该攻击学校,即便是理性的批评亦是如此。

其实,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也是饮水思源的人,这个饮水思源的意义不是为了感恩,而予以恩人有任意妄为的余地,理性的批评,是饮水的同时亦思考源头有否被污染,而不是即使是脏水也照喝不误。

华人因长期受边缘化而形成的受害者心理,导致我们在抗拒奴役的同时,却又无意间默许本族民族主义的紧箍咒钳制同族的异见者。这正是目前各独中或华文学校内异议者的困境,即便离校数年的校友在论及学校事务时,也必须因民族大义的缘故而选边站,以至于理性的声音难以被听见。

学生也是知识人

当我们发现学生对学校的批评日趋成熟、理性之际。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所面对的,究竟是知识人还是普通中学生?知识人事事关心,会对当下的切身问题发声,这点从当代的中学生身上可以看得到。

已故捷克前总理哈维尔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不断使人不安,应该反抗一切隐藏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权力和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它们谎言的见证人。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是注定的失败者,但是仍然没有失败的人!”

一名势单力薄的中学生,说出自己的疑惑,以期成人解答,然而,尾随而来的也许除了纪律对付,也包括排山倒海的谩骂声浪,而批评者甚至占据民族大义的道德高地,严格说来,惟一的成果只剩下提出问题而已。

每当有异议出现,一番骂战后,总有一些论者感慨“一代不如一代”,这或许是学校的教育改革未能及时跟上不断变化的世代需求,尤其当代中学生的父母对教育民主化有一定要求,且人权意识提高,故新一代的精神面貌与上一代是天差地远的,在他们的同温层里有异于其他世代的思辨氛围。

百年后,一场迟来的论战和启蒙,将是许多百年独中最好的献礼,至少证明我们的教育不至于失败,时下学生也成了教育工作者的一面镜子,年轻人天真的批判不也反映了校领导可能存在的行政偏差么?且这类批判的存在也将是学校另一种自我调节的参照。

一所学校出现反叛的精神,只要是有理性的辩论、有组织的行动,至少证明这所学校的人文素养不至于崩溃。下个百年,该往何处去?路,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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