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晓卿在还没有完全掌控四大报之前，四大报已经在这四年来的编采作业上：

1) 2003年，各大中文报对243英文教授数里方案“一个方案，四种表述，每一种表述都有谬误”，让中文报读者和广大的华社以为243英教数里方案对华社的母语教育权利没有危害。

2) 2006年，星洲日报《沟通平台》对民间站在前线反对华小校长贪污的家长进行人格抹黑，扣上“红卫兵”等帽子，让其他广大的家长因为误会被污蔑的反贪污人士，以致家长无法联合起来杜绝校长贪污的恶行。

3) 2006年，四大报业旗下的报章皆不能刊登马六甲猪农向社会人士申诉困境的广告。

4) 2006年，四大报在马六甲猪农困境事件爆发初期冷处理新闻，等到网络媒体把猪农受到州政府欺压而马华却坐视不理的新闻闹大后，才姗姗来迟的跟进报导。

5) 2006年，四大报起初不准刊登全华小国家长总会要求家长举报校长贪污事件的呼吁广告，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后，南洋以及中国仍然坚持不愿刊登，而《星洲日报》则在家长总会同意删除一些字眼后才能刊登。

6) 2003年，《星洲日报》动用2003年7月22日《星洲日报》的网上媒体《星洲互动》的《言论》版，以及隔日2003年7月23日《星洲日报》的印刷报章，用社论为当时深受黑金政治传闻困扰的黄家定“漂白”。黄家定有无涉及黑金政治应由警方和法庭来定夺，可是号称“大报”的《星洲日报》越俎代庖动用社论为黄家定个人“漂白”，不但功能错位，还玷污了社论针砭时弊的功能。

(注：改篇社论的网址为：http://www.sinchew-i.com/article.phtml?artid=200307220328&data=scnews&spid=5230；就算这篇社论在星洲互动中被删除，Google、Yahoo!、摆渡等搜寻器的cache也会有记录。)

（对许多对报章第四全拥有深切期待的人来说：社论不应该是服膺政党议程的版位。事实上，社论乃一份“大报”的终级价值之彰显所在。社论乃一份“大报”对国内外重大政经文教议题发表义正严辞的评论，以唤起官方以及社会群众对公共议题之省思的标志性文章。也许，在非常时期的“大报”社论，还会是历史事件的重要注脚，成为重要历史文献，担当历史之起草，成为第四权发展轨迹之重要坐标。）

以上的偏颇新闻编采作业，皆是在张晓卿还没有完全露出掌控马来西亚四大中文报业的底牌之前发生的。那么，一统后的四大报在编采方针上又会呈何等景象呢？

张晓卿，乃至刘鉴铨要如何说服广大的读者，被张晓卿垄断后的中文报业不会更肆无忌惮的封锁不利其策略伙伴马华的新闻和评论文章呢？

不要告诉我《星洲日报》和其他三大报章皆受到恶法的限制和国安部的“关照”，以致被迫违背客观报导新闻的专业守则，难道《东方日报》就没有被恶法钳制和被国安部威吓吗？可是为什么《东方日报》都能做到刊登以上被四大报自我审查掉的新闻和广告呢？

是因为《东方日报》比较清高吗？我不这么认为。《东方日报》之所以会采用比较前卫的编采方针，是因为《东方日报》被迫透过揭露更多民间关心的议题来和以《星洲日报》为首的四大报竞争读者、消费群和广告商家。我们就是需要这种没有垄断的报业市场，让各家报社为了抢读者、比拼更贴近民情，而争相打擦边球，试探和推进当局对新闻报导管制的底线，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编采自主以及新闻自由的空间！

在星洲同仁不停的用具名与不具名的方式，在该报恶名昭彰的《沟通平台》、《言路》版，甚至是在星期日出版的《星期刊》，对反对张晓卿垄断中文报业的请愿活动发起人和参与者极尽鞭挞和冷嘲热讽之际，我只想让星洲媒体的同仁知道，所有对张晓卿和星洲媒体的不满，是读者对他们自528事件过后的不义之举，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其来有自。

如果要引用《光明日报》总编辑叶宁在《星洲日报》“忧虑可理解，论断太过早”一文里，引用毛泽东的话“从一个人的过去可以了解他的现在，从他的现在可以预测他的未来”来评断被张晓卿垄断后的中文报业能否反映民情，不封锁言论，我只能说：

总结这五年来的表现，张晓卿的表现让人信不过！

注：作者已把此稿投给《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