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福案16年未决，赵家和公众的耐心与信心正被消磨殆尽。近期，赵明福的胞妹赵丽兰发表七点声明，严词批评民主行动党全国财政倪可汉的言论，并质疑该党“邀功”甚至“羞辱家属”，这番激烈表态迅速引发社会热议。

2009年，赵明福以证人身份进入反贪会后不幸身亡，震惊全国。从案件发生伊始，民间社会和政党持续发声，推动设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并举办纪念公祭、发起签名联署、组织街头集会等，形成长期且具有压力的公共舆论，才让这起命案不至于被遗忘。

民主行动党在案件发生后迅速组织法律团队，由卡巴星、哥宾星及蓝卡巴星等律师代表赵家参与验尸庭、提出上诉，并协助赵家进行民事索偿程序。2015年，赵家成功获得来自反贪会和政府赔偿总额66万令吉，是国内少有的官方机构承担责任的案例，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换言之，赵明福案能维持在公共视野中，并非仅凭一人之力，而是制度内外、政党与公民共同交织的努力。若将这些努力一概归为政党“邀功”行为，未免简化了背后的制度抗争、法律攻防与社会推动的复杂过程。

此外，赵丽兰在文告中指出“谋杀调查未落实”，但这其实触及马来西亚司法制度的关键运作。根据宪法规定，刑事调查与提控权是总检察署的专属权力，任何政党或内阁成员皆无权干预检控决定。因此，2025年总检察署决定以“NFA”（无进一步行动）结案，确实引起了社会不满，但若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政党，可能会模糊真正应被问责的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提出部长应引咎辞职，以示负责。然而，辞职并不能带来新的证据，也无法改变总检察署的决定。更关键的问题仍在于，是否能建立独立透明的检察体系、是否能改革反贪会的调查权限，是否能强化公民监督的制度基础？

赵家的悲痛与愤怒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若问责方式陷入情绪化，不仅难以推动实质进展，还可能将舆论引向内耗，把注意力放在谁的陪伴不够、谁的动机可疑等争议，逐渐模糊了问题的核心，那才是真正辜负了逝者，以及所有为正义付出努力的人。

16年的等待，不应在争论中消耗，而应在对制度的反思与对真相的坚持中，继续前行。

江文宏，自由撰稿人。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