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民主行动党，慎重思考新经济政策。政策本身或许存有族群偏差的弊病，然而，只要调整过来，它在短期内依然是可行的发展蓝图。更甚的是，民主行动党和回教党并没有着手拟定替代的福利国政策，州政府是依据什么基础上来发展。

我质疑，一个单靠热情，而没有框架蓝图的经济，是否可以协助国家稳定发展？否则的话，只会沦落为毛泽东时期的大跃进时代，每个人都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而争斗，最终走向灭亡。

新经济政策，是从513爆发后制定的发展方针。政府希望这项政策，可重新调整资源分配的管道，和通过教育/栽培，拉近马来社会和华人社会的贫富差距。我国当时处于后殖民时代。在英殖民时期分而治之的管理下，各个族群各司其职，擅长经商的华人掌握了经济命脉，是事实。而政治/社会权利，恰恰和市场力量不可分割。因此，流血事件发生后，马来掌权者正好为其弱势族群的未来发展，铺好路。

无可否认的是，这项从1970年开始的发展蓝图，确实帮助弱势族群，迎头赶上国家发展的步伐。据联合国驻马来西亚居民代表Richard Leete的报告指出，我国将在2015年，摆脱赤贫。其中，5年1次经济大蓝图，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Jomo K.S.在1990的文章里指出，新经济政策，在早期取得良好的效果。然而，随着政客在1980年代出现，这项政策才沦落为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分赃敛财的通道。

大众对新经济政策的误解有三：

（一）只有巫统/马来人才能从中受益。事实上并不是。Jomo K.S指出，许多华裔/印度商人也在这项政策下受惠，向巫统讨工程计划，落实物物交换，互惠互利的局面。他称这为“Money Politics”。

只要大家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我国许多富有商人，其累计财富的方式，都是通过政治管道。因此，坊间也有一种说法，你要做生意嘛，就加入政党。当我们以为的华裔和印裔的经济/社会权利是被他族剥削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基本政治权利，正是被来自“自身族群”的所谓的精英政客所出卖了。这些政治精英（如三美威鲁）借此不但拥有权力，还可袋袋平安。

可悲的是，人民在资讯不透明的情况下，不能弹劾他们。因此，我们反对的，不是新经济政策，而是与政治挂钩的经商活动。唯有这样，才能还原经济政策的本来面貌。

（二）新经济政策没有效益可言，并不是政策本身出现问题。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资深分析员Mr. Maconic Roger指出，所有的国家或社区都有扶弱政策，以开拓社会建设。这里提到的社会建设，其成分包括法律、组织、资源、人力和周遭环境的配合，以达成生产的最高效益。比如说美国社会的黑人社会、澳洲的土著政策等。

或许你会质疑，为何我们要缴交昂贵税务，帮助弱势族群。Mr. Maconic先生就指出，经济市场里存有一群跟不上脚步的人，这群人就一直需要社会帮助。不然，他们就会衍生为贫穷、罪案、疾病等其它问题，拖累国家的发展脚步。因此，只要能力建设发展良好，这群人在接受教育/技术方面的培训后，能够融入社会，自立更生，那么，社会发展的成本代价自然会减低。

（三）只要抛开新经济政策，国家/华人就能够富有起来？这个观点其实是有待观察。据North的〈开放市场VS限制开放市场〉的文章指出，一个经济市场的制度有漏洞，商人从政，从政者也可经商，政治人物可以随意招标政府工程，政党核心人物可以随意掌控国家资源，加上账目核查不严谨，媒体监控不当，资讯不透明等的种种情况下，还是会出现贪污、走法律漏洞敛财、朋党主义等种种现象。

因此，我国经济市场没有效率的问题，不是单靠废除新经济政策就可解决。我们更迫切的是好政府、好管理、独立的公共账目稽查委员会、限制政客从商、开放媒体资讯，让市场资讯透明。唯有杜绝不良的政治干预，市场的每一桩经济交易才会达至最低成本，最高效益，外资也不会离我们而去。

我建议，经过了35年的调整发展，长期被关注的马来社群已经逐渐强大。弱势族群的定义，也必须重新拟定，以便国家财富能够更妥善的分配给“真正”需要的族群。根据第9大马计划。乡区地区长期被排除在国家发展之外。比如说：沙巴州的贫穷数字最高，达23%，而以族群划分的话，沙巴和色拉越伊班人，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一群。至于其它弱势族群，就包括偏远乡区、缺乏设施的马来人，和人口密集的华人新村。

尽管新经济政策对市场的长期发展来说，是过度干预。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其“短期”存在是必要性。只不过，我们没有必要以特定的族群划分。只有这样，才能把发展资源，输送到真正有需要的赤贫人口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