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的观察所得，一般而言，民众之所以对这次政府调高油价的决定怨声载道，本质上主要并非反对“调高油价”这个决定，究其实是针对政府调高油价的方式和态度。

新油价宣布失信于民

一、国内贸易与消费人事务部长沙里尔在6月3日向外宣布，政府将于今年8月落实新的燃油津贴制度后，汽油与柴油的价格届时将随着市场价格浮动；换句话说，若根据沙里尔所公布的时间表，燃油价格是要到8月才会调整。

可是到了翌日，首相阿都拉却突如其来的宣布燃油涨价的消息，且涨幅也是历来最大的一次。在几乎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政府就推翻了本身在一日之前所作的公布，这是她失信于民之处。

津贴机制宣布突然

二、针对新的燃油津贴机制，沙里尔在上述记者会还提到：“我们有很多微小的经济因素和课题必须解决，因此我不认为全盘的津贴制度将在今天或明天公布。”这意味着，首相在第二天公布的燃油起价以及一揽子新津贴制度的措施，也许根本不是一个“全盘的津贴制度”。

在“全盘的津贴制度”还未准备妥当的情况下，政府贸然宣布燃油起价，除了显得仓促，其所引发的乱象也可预见，如一开始，风风火火的外国车边境添油禁令，在实施三天后，连人民都还未搞清状况之前，又风风火火的取消了；还有所谓新机制中那个给摩托车骑士和特定车主的现金回扣，其领取方式显然并不妥善；再如近日内各作出今年油价不再起的保证，又有悖于原本说要在8月让油价自由浮动的决定。

人民对政府政策或措施的接受度，胥视有关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亲民和完善程度。如果连政府本身都未做好实施燃油津贴新机制的准备，以应付决定调高油价后的环境，她又怎么要求人民不混淆、不愤怒？

没有提供人民缓冲时间

三、这次油价调整为历来幅度最大的一次，汽油涨幅高达41%，柴油63.3%，同时连带电费也上涨18到26%不等，这些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无异于投下一颗大威力的炸弹。因此政府在决定落实这些调整的同时或以前，至少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是应该有一段3到6个月的缓冲期，让人民做好最低程度的准备——无论是心理上的准备、生活方式的调整抑或业务的营运模式等——之后，才允许油价和电费的上涨，则有关调整对国家经济与人民生活的冲击，将能减到最低。

第二是在落实有关油价和电费调整之前，必须先为人民准备好应对有关剧变的软硬体措施，包括：公正透明的扶贫制度、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完善的福利政策、全面的反贪防腐机制等。政府准备不足，则人民势必受罪；反之，只要万事俱备，油价和电费高涨后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

在油价和电费调高后，如果没有理想的公交系统、有效的替代能源供应、完善的福利机制等这些根本性的社会条件协助人民去适应新环境和新挑战，则那些所谓的燃油津贴机制的新措施，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手法。

政府高官呼吁人民“改变生活习惯”，那也得有“改变生活习惯”的条件。况且，油价和电费那么巨大的上涨，那么仓促的上涨，也非仅仅以改变生活习惯就能应对和适应。

民联没有带领理性思考

对于黄奕丰所谓民联误导人民，我倒觉得还不至此。不过，民联不引导人民理性思考油价上涨的各种客观因素，也不领导群众深入探讨在油价上涨后，如何提升自己并进一步促成国家经济的全面转型，只一味的把群众带到街上示威，把油价上涨的课题简化为“只要涨价就要反对”的谩骂式争论，有者还把人民导入“安华上台油价就减”的幻想中，所缺乏的，是理性的建设，以及作为群众领袖所应具备的思想进取性。

在这种只为反对而反对的氛围中，比起同僚李映霞、陈国伟、方贵伦等这类只会、也只懂得以民粹主义的思维和手法去看待、处理油价上涨课题的政客，行动党八打灵北区国会议员潘俭伟所体现的经济学者的睿智，就显得难能可贵多了。

引述傅向红在〈 油价上涨考验国阵与民联 〉中所谓：“国阵虽烂，但是民联领袖们，除了‘上台后保证降油价’的口号以外，完全没有具体的能源替代政策和国家经济转型的发展蓝图，其治理国家之能力亦让人怀疑。”在油价上涨的课题上，国阵和民联同样失责，在两线制而言，这不啻是一种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