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论发表了两个星期,逐渐演变到失控的地步了。从开始的“华人是寄居者”,衍化到近乎无理、野蛮和非常煽动性的言论,诸如“枪毙记者”,“不要忘记马来人也会马来武术”。如果我们一一拆开阿末的言论,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发表的都是谬论。

说经济领域,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了这么多年,华裔在经济领域上的控制权早已经脱手给土著精英。根据摩根保证公司估计,在1976-1985年之间,马来西亚资金外逃大约达120亿美元。其中很大部分是华裔控制的公司。举例郭氏集团,在1970年前在马来西亚拥有大约11家公司,在香港有4家。到了1978年,他在香港拥有15家公司,在马来西亚就只有5家。

在新经济政策之下,商业环境对华裔来说变得太拘束。为了要避开马来西亚的管制环境,于是华商便撤出马来西亚,转而投资和开拓海外市场。市值名列吉隆坡股票交易前列的上市公司,大多都是土著或者官联公司。华裔主导的经济市场,现在大多都退守在中小型工业。

再者,属于经济领域命脉的银行和金融业,也属于土著的天下。华资银行在经过一连串的合并,也逐一转手。2000年代,政府修改金融法令,硬性规定银行互相合并。修改后的法令,赋予国家银行大权,来插手金融业事务。陈仲宪控制的南方银行原本也名列10大银行,不过在国家银行插手下,还是逃不过被土著联昌银行吞并。更何况,华裔在1970年代不再出任财政部长后,再也没有能力左右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那么控制经济之说,又从何谈起呢?

至于政治领域,华裔更是苦苦的挣扎求存。面对人口比例不断的下跌,造成无论在立法还是行政领域都面对很大的冲击。我们一窥国阵内部议席分配就可一知究竟。在1959年大选,马华在国会104国会议席中分配到31个国会议席,占有率大约29.8%,到了2008年全国大选,在马来西亚,身为国阵华基政党的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只分配到半岛222席中的40席、10席和7个国会议席,只不过占了国阵国会议席中的25.7%。政治版图的萎缩可见一般。

再者,华裔在内阁的代表性,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大大的锐减。华裔在60年代座拥4个具分量的内阁部长(财政部、工商部、劳工和福利以及司法部长——1960年马来亚内阁)、马六甲州元首和槟城首席部长。当时华裔在内阁的占有率是4/13=30.8%;到了308大选前,华裔只剩下6个说大不大,实权欠奉的内阁部长(卫生、人力资源、交通、房屋及地方政府、原产、能源、水务与通讯),占有率更是从30.8%跌倒6/33=18.2%。

在我国行政权凌驾于立法和司法权的政治现实,在内阁的代表率下降意味着华裔在渐渐没有能力左右国家政策的制定。唯一的州元首,也随历史的洪流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首席部长,也处处受友党挟持,难以放开手脚的施政。

51年过去了。在新的千禧年,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类都在谈着全球化、软实力、和如何提高竞争力。而我们还在不断的在政客操弄得种族政治中醉生梦死。梦境终有醒来的一刻,那时我们会发现,我们距离先进国的梦想,已经遥不可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