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今天还是在《当今大马》拜读了他的 大作 ，那是一篇有关新纪元学院院方未就申办大学被拒而即时报告董事会事件的评论，文中居然出现这样的精彩片段：“《东方日报》的消息倘若确实远比管理新纪元的董教总教育中心还要灵通，我看不如交由《东方日报》的编辑和记者接管董教总教育中心算了，我们还要这群令人不安的董事做什么？”

杨善勇先生在新纪元学院闹剧闹得那么沸沸扬扬的时候，竟以这种心态和文字去寻开心——寻东方日报编辑和记者的开心、寻董教总领导人的开心、寻华人社会的开心，使我先前对他仅存而又一直以不再看他的文章来试图保存的一点好印象，也终于全部被抹去，甚至进入了负面的地步。

我尊重媒体、团体、个人对此次新纪元学院闹剧所持的不同处理手法和看法，却强烈认为：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最高操守是不滥用手上的文字，正如一个学武的人不滥用他的武功那样；否则，文字将是一种罪孽，不如目不识丁；武功更是一种罪过，不如不习武。

如果定位正确，文字可以比真正的武器更犀利，更具杀伤力；因此，文字工作者最怕的是本身的定错位、对错人、用错武器、得意忘形、滥杀无辜。我对一个在长期面对风雨的华教环境下成长、并具深厚文字工夫的杨善勇先生，居然会对跑在风雨最前线的华教领导人，特别是叶新田博士，一直进行高度的文字滥用，感到费解。

年轻有为的杨善勇先生凭本身实力，在文坛和评论界建立了他的名气，他完全有理由得意，但千万不要忘形。文字的最高境界是为正义服务，文字工作者所以受人敬重，是因为他通过文字给人希望、给人信心、给人激励。愿与杨善勇先生和所有关心华教的朋友们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