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州巫统联委会署理主席诺奥玛在乌雪补选前所发表的“公民权论”掀起众怒后匆匆道歉收回。不过此举却令人省思，执政党不停灌输三大民族先贤在独立时期所“缔约”的“社会契约”论述的合理性。到底社会契约是“白纸黑字”吗？还是只是一种政党政治达致协议的“约定俗成”？

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就认为，社会契约源自少数政治菁英，即当年的联盟成员党巫统、马华和印度人国大党的私下协议。不过来到今天，马华和国大党已失去当年社会契约所承诺的资源，目前重要的国家资源全都由数名巫统领袖所掌控。

陈亚才是昨晚在由隆雪华堂和策略资讯研究中心（SIRD）主办的《一个马来西亚，两种社会契约》新书推介暨讲座会上，开宗明义点出社会契约“变质”的事实。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最近出版了两本中译新书即《马来人的问题与未来》与《一个马来西亚，两种社会契约？》，前者由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先阿里所著，译者是赖顺吉；后一本书则是三名学者的文章合集即国民大学大马与国际研究所资深院士诺拉妮、国大副教授玛维斯普都哲里及澳洲悉尼新南威尔斯大学社会与人类学荣誉教授克莱夫凯斯勒（Clive S. Kessler），译者是李永杰。

昨晚这场意义深长的讲座由于下雨导致交通阻塞，仅获约60人出席。

巫统部长强势主导国家资源

行动党槟城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则符合举例说，主导国家经济资源的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每周会议仅是由首相兼财政部长、贸工部长、首相署经济策划局部长等出席，当中没有任何马华部长，可见所有资源都掌握在首相和少数几个部长的手上，由巫统强势主导。

陈亚才（左图）回应说，大马版的社会契约在独立初期出现时，根本未曾公开征询人民意见，也没有容纳联盟以外的观点如人民宪法，但是却被神圣化与神秘化。

他戏言，社会契约神秘到“碰到一下就像触电般”，简直是讨论禁区。

“社会契约拿不出一张纸，也没有所谓的公开签署形式，此乃非常薄弱的基础。”

“所谓“我们”的同意只是指联盟本身，当中完全没有咨询的过程。如果说社会契约已成为宪法的一部分？我们看前首相马哈迪在写《马来人的困境》时，已指出宪法遭修改至面目全非，可见宪法可因权宜而遭更动。”

扶弱政策和马来支配权挂钩

陈亚才也批评当年的马来亚联合邦协议，有意无意将扶弱政策和马来支配权挂钩，模糊两者之间差别，而这是种族政客惯用手法，导致他族被弱化，进而强化某个族群。

“扶弱和霸权是完全不同概念，但种族政客却将之混合成一起，试图将马来支配权塑造成不容置疑的教条。充其量这只能被视为政治策略或政治手段；既然是种策略，就应摊开来供大家讨论，而非铁板一块照本宣读的教条。”

他形容，大马的建国理念与发展历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为宪法阐明了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分，巫统在当中又是种族主义的罪魁祸首。

三族群后代不知谁代表他们

政治学者黄进发（右图）则提出，马来政治菁英故意在整个马来民族版的社会契约忽视贫富阶级的社会冲突，并提出马来人与华印族的族群冲突来取而代之。

“马来民族版的社会契约阐明，对手就是他族。或是国家、政府与多数族群（马来语社会）对抗少数族群。”

尽管主流论述一直强调社会契约是由三大民族的先贤同意缔造，但黄进发反问，今天三大族群的后代无法知晓当年的群体由谁组成。

“这个看法的问题：巫统如何代表马来人？马华如何代表华人？每一个族群社会如何组成？为什么华人要聚在一起成为华人？”

他举例，马来人非常重视君臣关系的“社会契约”，而这在历史典籍《马来纪年》已有记载。

他说，马哈迪当年革除时任副首相安华掀起巨大反弹，就是因马哈迪违反了君臣关系的社会契约。

马来主权始于86年狮城演讲

刘镇东（右图中）则以“族群概念”和“身份认同”来探讨“族群”观念的形成。

他指出，马来人的出身背景其实非常丰富多元化，但碍于政治因素的逐渐演化和主导，导致马来人必须放弃地域和背景差异，共同“团结”在马来人的民族大伞下。

 “在马来人论述里，认为华人和印度人是他人，因此马来人需英国人的保护来对抗华印裔，这就是英国人的高明之处。当时的马来民族论述很简单：只要你的第一语言是马来文，你就是马来人了！”

他表示，有鉴于某个时期的马来菁英都很少说马来语、大多数的非菁英都没有跟从马来习俗，因此马来执政当局必须强推回教化来强化马来民族概念。

他披露，“马来主权”这个字眼的出现，其实是由第二任首相拉萨的政治秘书阿都拉阿末（Abdullah Ahmad）始于1986年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发表演讲。

在提问环节中，一名观众询问“大马国族”（Bangsa Malaysia）的身份认同能否成真，结果黄进发回应说，若在外来势力的入侵下，大家都能暂时放下歧见力抗外敌；但在敌人离去后，则将重新面对内部利益争斗。

“我们要如何建造“地球人“的认同？除非有火星人入侵。所以‘认同’永远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