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肯收钱就收子弹！”
菲泰记者暴力底下争自由

受威权政府钳制，与拥有民主化但却充斥暴力，究竟哪个是比较“理想”的新闻自由环境？这个吊诡的命题就是东南亚国家新闻从业员所面对的两难问题。

根据每年刊登新闻自由排行榜的国际媒体监督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一党独大国家被列为“缺乏新闻自由”；至于已出现政党轮替的泰国及菲律宾的新闻自由环境却略高一筹，被视为“半自由”的国家。不过这两个国家的媒体工作者却要必须在枪杆子下争取言论自由，更面对内忧外患的煎熬。

枪杀主谋从未落网

菲律宾全国记者协会副主席兼Dateline Philippines网站执行编辑佐斯嘉昧诺诺（Jose Jaime "Nonoy" Espina，左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该国的新闻自由挨过了独裁的寒冬，但在享有民主的时刻却必需挣扎求存，更在去年更发生了史上最大及惨绝人寰的集体记者屠杀案。

佐斯嘉昧诺诺分析，制度上的威胁来自中央政府为了方便施政的权宜做法。中央政府为了政治利益，不惜姑息养奸，放任地方势力滥权行径，并尝试逼使媒体噤声。

佐斯嘉昧诺诺透露，自1986年以来，共有141名菲律宾记者或媒体工作者被杀害。其中104人是在阿罗约出任总统期间遇害，包括2009年11月23日被Ampatuan家族屠杀的32名记者，堪称历任总统最糟糕的记录。

“这么多年来，只找到10名枪手，没有任何主谋落网。”

虽然新任总统阿基诺上台后信誓旦旦说要捍卫公义，但在今年9月，就马上发生了任期内第一名记者被杀害的案件，导致其承诺落空的机率增加。

除了外在威胁，菲国媒体内部问题在于主流媒体机构皆由财雄势大的商业政治利益者掌控，很多记者薪金待遇过低及缺乏工作保障，一些甚至没有酬劳。

除了没有提供职场安全保障，媒体业者也纵容记者抵触职业操守，养成一种姑息养奸的文化，加剧新闻业腐败。

他指出，许多地方记者没法糊口和养妻活儿，被迫以招揽广告为生，在捍卫专业操守与生活之间徘徊。

“要嘛就收钱，不然就收子弹。”

为了道出真相值得冒险

菲律宾新闻环境之恶劣，导致在场者不禁发问，为何还有这么多人要从事新闻行业？结果佐斯嘉昧诺诺幽默地回应说，那是他唯一知道的工作。

“尽管有人声称没有任何的新闻值得牺牲生命，但有些新闻确实是值得去冒险，以道出真相。”

他更笑称，走在街上所面对死亡率的机会或会更高。

他高声疾呼各国新闻从业员不分你我，一起关心菲律宾同行所面对的困境。

佐斯嘉昧诺诺是在上周日由《当今大马》中文版与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JMSC）主办的“亚洲中文新媒体研讨会”分享菲律宾的媒体自由状况。其他的主讲者包括了著名泰国特约记者庞缇（Prangtip Daorueng）、《当今大马》新闻主编法迪阿里斯（Fathi Aris Omar），主持人则为东南亚媒体培训中心负责人洪美发（Sean Ang）。

法律保障但仍面对审查

著名泰国特约记者庞缇（Prangtip Daorueng，左图）则表示，政商控制媒体的在泰国屡见不鲜，但媒体妄顾新闻专业操守的现象也叫人忧虑。

她表示，当年在军事独裁统治下，泰国媒体面对直接审查与关闭、记者遭逮捕甚至是杀害。但在民选政府底下，控制媒体的手法除了滥用法律，如刑事、民事诽谤及藐视王室等，更出现贿赂、恐吓、骚扰、谋杀记者的行径。甚至有些更借助广告及并购媒体资金来进行干预。

不过根据2007年所草拟的泰国宪法，除了特定目的（如国防）之外言论自由皆获保障，明文禁止关闭任何一间报馆或大众媒体。泰国早在1990年废除出版准证法律，并在1997年通过官方资讯法。

媒体沦为暴力咒骂场域

庞缇表示，印刷媒体在泰国是捍卫新闻自由的先锋队，新媒体则在政治上表现积极。但不幸的是，媒体在红黄对立中同样沦为语言暴力场域。

在2006年的泰国军事政变后，挺前首相塔信的红杉军与反塔信的黄衫军不断上演暴力冲突，在最近一次暴力事件中共91死亡、包括2名外国记者，2000人受伤。

“网络、卫星电视和社区电台成为特定政治团体与支持者服务的工具，打着言论自由的期号，却集中搞政治宣传和散播仇恨，甚至咒骂政敌的三代。”

印尼人民不懂参与媒体

尽管如此，庞缇觉得，媒体也是冲突的受害者，无意中卷入对抗中的政党期望与偏见，并在冲突升级，政府开始审查媒体时遭受“池鱼之殃”。

针对此，她表示，泰国媒体迫切需要对自由与专业的认知，接受报导冲突的新闻培训及推出处理冲突报导的编辑方针。她认为，新媒体需提出一套兼顾道德守则与自由的论述，否则将会有太多漏洞和借口让政府趁虚而入。

长期追踪与观察印尼社会变化的《当今大马》新闻主编法迪阿里斯（Fathi Aris Omar ，左图)则表示，在强人苏哈多下台之后，印尼的媒体自由一度出现跨步的形势，但却苦在人民跟不上，不懂如何参与。

而在全国巡回主办言论自由讲座的知识分子群也开始感到疲惫。整体言论自由的形势并不乐观。

印尼政府也开始步上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后尘，使用法律管制媒体，包括可能影响艺术创作与讨论同性恋课题的反色情元素法令。目前印尼的社运及媒体运动分子正展开积极的反对运动，要废除这项定义模糊的反色情因素法令。

法迪阿里斯强调，新闻自由并非是一个静态的环境，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变化，不进则退，有高潮也有低潮，媒体工作者必须不断奋力不懈争取言论自由。

从上方管制至“云模式”

负责主讲“科技变革对新媒体的冲击”的奈特国际新闻基金研究员兼《当今大马》顾问罗梵（Ross Settles，右图）表示，引导受众参与是当下的趋势，而新闻纪录的过程也逐渐摆脱传统的自上方管制，演变至联网性的“云模式”（cloud creation）。

针对受众参与的好处，他举例，英国《卫报》及《每日电讯报》一年多前，透过用网民的协助，逐一审查国会议员的报销纪录，结果发现有贿赂及报大数现象，导致涉及的议员被控。

不过他表示，仍需要分析浏览来源及提出奖励，来鼓励受众参与。

罗梵也是前《南华早报》数字业务总裁。他表示，美国传统报业的商业模式在被瓦解中，而面对社交媒体影响力冲击的媒体工作者与媒体组织，难免要迎接新趋势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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