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强指大学专收编异议学者
张景云：知识分子不同士大夫

政治学者潘永强今日在一场论坛上，语带嘲讽地向当权者倡议广设大学，以收编经常发表异议的知识分子。这番言论马上在论坛上掀起炽热讨论，更引起一名自称是大学讲师的出席者反驳。

目前在尊孔独中担任校长的潘永强，是在“省思与展望当代中文评论界”论坛上表示，若政府要消灭知识分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大量建设大学，以进行收编。

这场论坛是配合《当代评论》刊物推介礼所举行，吸引了约40人出席。另两名主讲人是张景云与何启良，主持人则是傅向红。

ISA消灭不了知识分子

潘永强（左图）笑称，政府通过大学收编知识分子，比起使用出版与印刷法令及内安法令对付后者，来得更加有效。

“（即使你）有内安法令也不会消灭知识分子的，还是有（中国维权人士）刘晓波这些人（会出现）。”

“但是，大量地设立大学，或者让一些学院升格至大学，就可大量地消灭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KPI有效消灭知识分子

他戏称：“现在我们的大学也是搞‘KPI’（关键绩效指标），也要争取大学排行榜（的排名）。这其实是笼络或柔化知识阶层最有效的方法。”

他举例，中国在发生六四事件后，便大幅度提升大学讲师的薪水，提供更好的待遇，让大学逐渐趋向保守。

“或者，好听一点，就是‘专业化’……所以，‘KPI’比‘ISA’（内安法令）更有效。”

学术体制柔化批判精神

潘永强指出，政府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本来非常谨慎，无意设立太多大学，因为害怕更多大学将换来一波波的学潮。

不过，他继指，随着全世界的学术体制越来越发达，大学就越来越重视大学排行榜、论文生产量和升格问题等等，而这些事情完全“柔化”了在大学机构服务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

搞KPI不等同于搞收编

不过，一名出席者并不认同潘永强的论点。自称是大学讲师的余有文在观众问答环节时表示，大学是培养思考的地方，而大学大搞关键绩效指标，和收编知识分子是两码子的事。

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定义，不必需要批判精神，或身份独立，反而只要有一颗良心就好。

他也认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定位，是扮演咨询者的角色，以供社会大众咨询其意见。

受薪作家作品不如前人

隆雪华堂副会长谢春荣表示，虽然他对潘永强的说法感到“震撼”，但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

不过，他指出，目前中国有一种现象，即中国受薪创作的作家，其作品无法比拟鲁迅过往的作品那般震撼人心。

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主席李书祯则认同说，这的确是当权者选择不以“硬碰硬”来收编知识分子的“软着陆”方式，以确保知识分子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全耗在大学的学术工作上。

二三流大学不追求知识

针对余友文的看法，潘永强在为讲座作总结时说，本身同意大学时追求真理和知识的地方，但这只针对一流大学而言。

“二流的、三流的、四流的、七流的、八流的、九流的大学，不是用来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地方）。”

他强调，本身的说法是一种教育社会学的分析，是以社会学的方式观察学术体制所得的论述，完全经得起考验。

知识分子须审视行动者

较早前，曾主持《南洋商报》著名特刊《景云沙龙》的张景云（左图）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具备担当人类兴亡的精神，也需要参与社会事务，监视社会上的行动者，即掌握政治、财富、和“精神权力”的人。

他说，现代知识分子与过去中国的士大夫不同，因为前者没有束缚于任何权力机构，不像士大夫必须依附在皇帝身边。

介入社会需受他人监督

在审视掌握精神权力者方面，他也分享本身与一个维护妇女权力的非政府组织谈话经验。

他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这个自觉“头上有光环”的非政府组织，认为本身“神圣不可质疑”。

“我是绝对同情他们的诉求。我是一个同情者，但是我发现到，我们继续对话，越讲越多，他们的话越尖锐，到最后就出现非常敌对的情况。”

他表示无法接受，该组织这种不愿接受外人质问的态度。

因此，他认为，知识分子有必要审视这种掌握“精神权力”的非政府组织。

张景云也说，若社会分子介入社会而成为行动者，也需受到其他知识分子的监督。

他举例，英国出生的美国作家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虽然曾出书批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但之后却在2003年支持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挥军攻打伊拉克。

他指出，希欽斯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立场不仅引发无数的笔战，更招致同行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