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外界质疑反贪会铲除政治贪污不力，但反贪会副主席苏克里（Mohd Shukri Abdull）今日却自诩，大马是最有效提控涉贪政治人物的国家，甚至可说是“精英中的精英”（the best among the best）。

他声称，与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被视为清廉的国家相比，我国自60年代以来提控的涉贪政治人物是最多的。

“我是根据事实说话。历史证明我们是提控最多政治人物的，比新加坡，甚至是香港更多。”

“我们可说是精英中的精英，最有效提控政治人物的机构。”

“但是，人们还是不明白。大家可以算从60年代，我们到底逮捕和提控了多少名政治人物。”

辩称曾经提控党选涉贪者

NONE 苏克里今午在马来报章《阳光日报》举行的“政治贪污：事实还是印象？”论坛中，如此表示。其他主讲人包括公正党策略主任拉菲兹、国阵哥打毛律国会议员阿都拉曼，以及政治评论员詹德拉慕扎法。

他当时是受询及，为何反贪会没有提控那些涉嫌在巫统党选奉行“金钱政治”的人士，包括前森州大臣莫哈末依沙、甲州首席部长莫哈末阿里及现任巫青团长凯里。

无论如何，苏克里并没有进一步提供反贪会提控政治人物的数据。

他也举例，反贪会曾经提控一名涉及金钱政治的巫统最高理事诺查查卡利亚。

促莫“敲锣打鼓”高调报案

另一方面，苏克里也希望拉菲兹等在野党领袖在举报贪污案件时不要“敲锣打鼓”，甚至带同媒体高调报案，因为这将破坏反贪会的调查行动。

“如果你要进入森里捕鸟，如果你敲锣打鼓，不只鸟飞走，连大象都会逃走。”

他解释，反贪会的确容易取得文件证据，但是更关键的证据其实是证人的口供，这占据案件证据的70%到80%。

他表示，如果贪污案件在初期就获得媒体大肆报道，就会引起涉案者的警觉，事先串通口供掩饰案情，并且销毁证据。

“许多案件就是因为提早曝光而毁掉。这让我们很难取得证人的合作，一些证人在指控报关后就毁掉证据。”

拉菲兹：现是全民运动时代

因此，他也劝告，政党应该“静静”地报案，以给予反贪会时间和空间获得必要的证据，然后才向外公布。

NONE 无论如何，拉菲兹反驳苏克里的说法，他认为现在是“全民运动”（people activism）的时代，社会大众愿意扮演积极的角色来协助政府调查贪污案件，因此反贪会应该改变自己的想法。

“当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组传召我调查养牛案时，他们非常欢迎我们的行动。他们也认为可以利用人民的压力，来和面对政治压力的上司谈判。”

倡导制定“看管政府”指南

另一方面，受询及执政党在选举期间使用政府设备竞选的问题，加入反贪会27年的苏克里也认同，这是不恰当的举动，并认为我国应该有明确的指南来规范类似行径。

“当国会解散之后，政府应该只是扮演看管者的角色。”

“但是我们现在却没有看管政府的指南，我们可以倡议制定一个看管政府指南。”

拉菲兹也认同此说，并认为我国也应该制定一个指南，以鉴定何种竞选承诺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贿赂。

轰民联把贪污课题当武器

另一方面，来自巫统的阿都拉曼则为政府铲除贪污的政策辩护，并抨击在野党只是懂得“政治化”贪污课题，把它作为政治武器攻击国阵。

“贪污问题是一个政治武器，他们（在野党）并没有去讨论其他经济和发展的问题。”

他也表示，民联对本身内部的贪污问题漠视不理，包括国会在野党领袖安华曾因为滥权罪名被判坐牢6年，以及雪州的偷沙案。

“当安华在朝16年时，林吉祥、卡巴星、林冠英、哈迪都说安华贪污。但是，当他离开（国阵）后，这个问题却没被挑起。”

“这16年的问题到底去了哪里?”

阿都拉曼也强调，大马是世界第一个把国际透明组织的贪污印象指数列为国家关键绩效领域的国家，这证明了首相纳吉的反贪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