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身份证号码疑遭“循环再用”
王建民揭沙巴选民册弊端重重
大马选民册分析计划(Merap)负责人兼政治学者王建民,今日揭露沙巴州选民册弊端重重,甚至是出现旧身份证号码“循环再用”的问题。
他在《当今大马》撰文表示,根据他初步分析和比较2008年大选和2011年第三季的沙巴州选民册,他总共发现沙巴选民的身份证出现4个问题,包括:
(一)同一名选民获得新的身份证号码;
(二)一名选民的旧身份证号码,被转移到另一名选民;
(三)两名选民共用同一个旧身份证号码;
(四)拥有同样名字和同样生日号码的选民登记在同一个选区。
大马选民册分析计划(Merap)负责人兼政治学者王建民,今日揭露沙巴州选民册弊端重重,甚至是出现旧身份证号码“循环再用”的问题。
他在《当今大马》撰文表示,根据他初步分析和比较2008年大选和2011年第三季的沙巴州选民册,他总共发现沙巴选民的身份证出现4个问题,包括:
(一)同一名选民获得新的身份证号码;
(二)一名选民的旧身份证号码,被转移到另一名选民;
(三)两名选民共用同一个旧身份证号码;
(四)拥有同样名字和同样生日号码的选民登记在同一个选区。
63名选民获新身份证号码
针对同一名选民获得新身份证号码的问题,王建民(左图)表示,其初步分析就发现沙巴共有63个案例,他们尽管拥有同样的旧身份证号码,但是新身份证号码却已经不同。
他也指出,这些案例当中,没有任何一宗是因为身份证号码不符合性别,因此被逼更换身份证号码。(身份证最后一个号码单数代表男性,双数则代表女性)。
他表示,一些案例牵涉微小的更动,包括更改生日日期其中一个号码,这可能是因为之前输入错误资料。但是,也有许多选民的生日日期是完全修改。
作为例子,一名Janggok bin Danau的生日日期就从1961年5月6日改为1951年12月31日,一名Taib bin Ali的生日日期从1970年11月30日改为1959年3月21日,以及一名Ahmad bin Kalanayakan的生日日期从1963年6月30日改为1949年10月9日。
旨掩盖沙巴“身份证计划”?
王建民表示,虽然这些选民2008年的身份证号码已经不再出现在选民册上面,但是他认为,这些修改还是令人担忧,因为这可能是旨在掩盖备受争议的“身份证计划”。
“它可能是一个更大和制度化的行动的一部分,来掩饰沙巴‘身份证计划’派发身份证给非大马公民的痕迹。”
“如果这在沙巴行得通,那么它也可以很容易地在大马其他部分复制。”
35宗“循坏”旧身份证号码
王建民继续指出,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选民的旧身份证被当局“循环再用”,派发给其他选民。其初步分析发现沙巴共有35宗案例。
在所有案例当中,选委会网站所提供的原有选民资料,都已经没有旧身份证号码,这些旧身份证号码都已经转移到另一个选民。
作为例子,在2008年大选选民册,一名斗湖男性选民Chui Vin Ming拥有新身份证号码390315125155和旧身份证号码H0269593。但是,根据选委会网站,这个旧身份证号码现在是属于另外一名斗湖女选民Misra binti Idris,新身份证号码580614125662。
他质问,有关选民的身份证号码到底是怎样给了另外一个人?
“在这个案例上,一名华裔男性选民在1939年出生,其旧身份证号码到底是怎样转移到一名马来女选民身上,她是1958年出生?”
“而且,这名华裔选民Chui Vin Ming的旧身份证号码,为什么却被排除在选委会网站的资料外?”
选委会网站上Chui Vin Ming的选民资料(旧身份证号码已经不见)
选委会网站上Misra binti Idris的选民资料(显示她有Chui Vin Ming的旧身份证号码)
王建民表示,一些人可能认为这些案例可能是旧身份证号码转移给伴侣的情况(如果这是合法),但是他所发现的案例还包括男性选民旧身份证号码转移给其他男性选民的情况,以及女性选民旧身份证号码转移给其他女性选民的情况。
以下的图表就列出王建民所发现的一些案例:
王建民表示,这些都是一些选民旧身份证号码转移给其他人,但是他们还留在选民册的案例。
受保护证人换身份证号码?
他也发现两宗案例,当选民的旧身份证号码转移给其他人过后,他们的登记资料随后也被剔除出选民册。
作为例子,他在2008年大选选民册就发现一名Badariah binti Zabdi(新身份证号码610911125540,旧身份证号码H0509518),在斗湖登记为选民。
在2011年第3季选民册,Badariah的新身份证号码已经改为620112125842,但是选委会的记录显示其生日日期还是维持1961年9月11日。
不过,根据最新选委会网站的资料,这两个新旧身份证号码620112125842/H0509518,目前已经属于一名Norhayati binti Ismail,而生日日期也已经被更新为1962年1月12日。
“Badariah binti Zabdi现在已经变成Norhayati binti Ismail,并且拥有新的身份证号码和生日日期。能够联系两人的唯一线索就是共同的旧身份证号码。Badariah之前的新身份证号码610911125540 已经不存在选委会的记录里面。”
王建民也发现另外一名金马利选民Zainal bin Sila(新身份证号码59051560125447,旧身份证号码H0664360),在2011年第3季选民册其新身份证号码已经变为650422125431,但是生日日期还是维持1959年5月15日。
但是,根据选委会网站最新的资料,有关身份证号码650422125431/H0664360目前已经属于一名Wasimin bin Mosuling。其生日日期也改为1965年4月22日。
王建民表示,除非这两名选民正接受证人保护计划,因此必须更换身份证和身份,否则这些变动看来高度可疑。
“旧身份证号码是否可以转移到另外一名选民?旧身份证号码是否受到‘循环再用’,转移给‘新’选民,以让他们表面看起来比较不‘可疑’?这些问题都只能由国民登记局回答。”
21宗“共用”旧身份证号码
王建民也揭露,他总共发现21宗两名选民共有同一个旧身份证号码的案例。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一名昔邦加选民Tawasil bin Omar(新身份证号码430306125675)和一名布达丹选民Hasdar bin Salem(新身份证号码600625125479),都拥有同样的旧身份证号码H0563747。
此外,另外一个例子则是一男一女选民共用同一个旧身份证号码。女选民是昔邦加的Milah binti Abjah(新身份证号码680802126134),而男选民是布达丹的Amin bin Sulaiman(新身份证号码650101125801),都拥有同样的旧身份证号码H0502359。
王建民表示,最令人担忧的是,当他在选委会网站输入这些旧身份证号码时,并无法找到有关登记资料。只有在“搜查家庭”一览才会发现这些共有旧身份证号码的名字。
同名同一天出生同一国席?
王建民也发现,共有3宗选民拥有相同名字和生日日期,并且登记在同一个选区的案例。
他表示,尽管有可能同一天、同一个地方出生的人最终可能会有一样的名字,但是其中一宗Pentammah A/P Muthaloo却是非常特别。
这两名Pentammah A/P Muthaloo拥有相同的名字,却有不同的身份证号码(新身份证号码541209045018,旧身份证号码8139940,以及新身份证号码541209025682,旧身份证号码H083889)。
王建民表示,两人都是在同一天出生,但是却在不同州属出生,一人是马六甲(州编号04),而另一人是柔佛(02)。
“但是,在非常巧合的情况下,两人都最终在沙巴定居,而且不只登记在同一个昔邦加国会议席,相反也登记在同一个州议席卡拉布乃,以及同样一个投票地区Kurol Melangi和同样一个居住地区Kurol Melangi。”
相信只是冰山一角的案例
他相信,这些案件都应该国民登记局的问题,而不是选委会的问题,因为国民登记局负责发出身份证。
不过,王建民强调,这些案件都是不是个案,因为超过一半有问题的案例(130宗案例里的71宗或55%)都可以被列为前沙巴团结党上议员庄永凉所指的“可疑身份证号码”。
庄永凉也是沙巴“身份证计划”的揭露者,他曾经在“让我们牢记”一书中揭露沙巴人口保障的疑云,并且将H288001至H0384000和H48001至H0576000列为可疑号码。
“我们只能怀疑这些案件是因为不恰当分派身份证给非公民所引起的问题一部分。”
他也表示,如果沙巴非法移民问题皇委会想要获得大家重视,那么其权限范围就必须调查派发身份证给非公民,并且列入选民册的问题。
“这里鉴定的案件只是一个更大的冰山的一角。”
没有电脑时代的登记手误
针对身份证“循环使用”的指控,选委会坦承,部分选民拥有同样的旧身份证号码,但这不会影响选民册的可信度。
选委会主席阿都阿兹(左图)宣称,这些问题只是登记手误。
他说明,1990年代以前,由于旧身份证系统仍未电脑化,导致一些人拥有同样的7码身份证号码。
“过去发放身份证的时候,我们没有良好的通讯设备和电脑连线,全国所有的程序都靠人手执行。因此,同样的身份证号码可能会发给不同的人。”
这些纰漏不带来选举问题
“我们承认许多选民拥有同样的旧身份证号码,但他们却是不同的人。他们每一个人(后来)都获得颁发使用12码的新身份证号码。”
阿都阿兹表示,这些纰漏不会给选举带来问题,因为所有选民都可以通过新身份证来辨识。
他补充,点墨制的推行也能够消除多重投票的不良情节。
阿都阿兹也答应调查大马选民册分析计划(Merap)所提出的其他选民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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