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人士抨鞭刑残害犯人身心
促医生集体拒绝刑前鉴定工作

她说明，当局为犯人实施鞭刑之前都必须找来医生，一般上是政府医院医生，为犯人进行体格检查，鉴定他们是否适于接受鞭笞。

但她提醒，医生们应该了解，鞭笞将给犯人带来严重身心伤害，因此他们应该给予人道立场，拒绝类似的鉴定工作。

“当医生知道，这将严重地影响他们时，为何医生还要做这些工作？……所以，我真的要呼吁大马医药协会，拒绝这项工作。”

五年鞭打了三万外国人

艾琳（右图）昨晚在一场名为“停止国家机关暴力”论坛中指出，国际特赦组织已经将鞭笞列为一种虐待行为，因为它除了让被鞭打的人士皮开肉绽，留下不可磨灭的疤痕，更会蒙受心灵创伤。

她引述国际特赦组织的资料表示，大马政府在2005至2010年间，共鞭打了2万9759名外国人，其中一些更是寻求庇护者。

然而，许多这些外国人并没有触犯任何的严重刑事罪行，只是因为护照被雇主扣押，导致他们在受到执法人员盘问时，无法出示护照等相关文件，而抵触《1959/63年移民法令》。

外劳申述不能有性行为

她举例，一名孟加拉外劳就申诉，本身因为在受盘问时无法即使展示相关文件，就在移民法令下罪成，被判鞭笞3下。

“他说，鞭笞的后遗症持续到今天，导致他无法与妻子有性生活，最后妻子离他而去，但疤痕还在。”

“他说，这严重影响了他的人生，他没犯下任何罪行，只是一项行政犯罪，但更糟糕的是，他的雇主扣着他的护照。”

讲座的其余3名主讲人分别是律师沙立占（Syahredzan Johan）、公正党副主席苏仁德兰和赵明福胞妹赵丽兰。

这场论坛也是12月9日假独立广场所举办的“ 停止国家机关暴力大集会 ”的配合活动。

国家机关串谋迫害家属

也是执业律师的苏仁德兰（左图）则批评警方屡次开枪滥杀，而政府、警方、医院和司法机构串谋侵害死者和家属的权益。

“这听似一个很严重的指控，但它却是真的，是令人震惊的事实。”

他说，从开枪杀人那一刻开始，警方就开始展开掩饰“阴谋”，拒绝让死者家属探视遗体，拒绝让家属获得任何资讯。

“一开始，他们尝试阻止你，尝试确保你完全得不到任何讯息，希望你放弃然后离开，希望你埋葬你所疼爱的人，完全放弃。”

妖魔化死者及恐吓家属

苏仁德兰接着说，若警方这个阶段失败了，他们将会通过媒体妖魔化死者，形容他是一名无恶不作的罪犯。

他举例，23岁的古甘在警方扣留期间死亡后，时任雪州总警长卡立便通过媒体指出，古甘是涉及多项偷车案。

他继指，若警方此举无法打消家属讨回公道的意愿，警方就会开始威胁他们，包括开档调查家属。

司法机关也同样不可靠

苏仁德兰也批评法庭同样不可靠。他举例，联邦法院当年竟然驳回行动党加影市议员陈文华（右图） 挑战 反贪污委员会在办公时间以外的时段盘问证人的诉讼。

“你是否可以任何时候逮捕和盘问人，凌晨2点或3点？当你询问联邦法院时，他们说‘哦，可以可以’。”

“换言之，他们是认为，反贪会如此对待赵明福朋友是合法的，所以人们还有何处可去？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法庭，拜托，你不能靠法庭。”

法医拒为死者解剖验尸

苏仁德兰继指，医院的法医许多时候与警方互相推诿责任，而在古甘命案时双方竟然互相推卸责任，一度拒绝为古甘第二度解剖验尸。

他再举例，一名推事在两周前到加影监狱，看了一名在扣留期间死亡的囚犯尸体后，竟然仅听取警方指他感染爱滋病毒死亡的单方面说法，而无视家属的诉求拒绝批准验尸。

他指出，直到家属到国会向内政部副部长陈情后，才批准为死者验尸。

由于看见问题有日趋严重的迹象，苏仁德兰指出，既然这些家属无法讨取公道，那人们必须通过舆论，向这些国家机关施压。

“我们将通过公众舆论将他们治罪，直到这些杀害案件停止。”

明福命案无法真相大白

身为扣留死亡案件死者家属的赵丽兰（左图）重申，验尸庭、皇委会和反贪会至今都无法让其胞兄赵明福的命案真相大白。

她说，虽然验尸庭已鉴定，赵明福颈项的伤痕是坠楼前所造成，而皇委会也指一些供证的反贪会官员提供假口供和撒谎，但迄今却没有一名反贪会官员被控上庭。

她批评，皇委会凭着一些毫无根据的推论，来断定赵明福是不堪压力而跳楼自杀。

她也不满，虽然首相纳吉曾答应将给予赵家一个真相大白，但这个承诺并没兑现。

坚持反贪会必须负责任

赵丽兰仍坚持，由于赵明福是在反贪会的扣留期间死亡，那反贪会就必须为赵明福的死负责任。

“如果赵明福没有犯错都落得这样的下场，那我们所有人在接受执法单位的问话时，根本没有安全保障。”

遏制国家暴力有三条件

沙立占则说，遏止国家机关暴力须有三大条件，即投诉机制、人民对于本身权力的认知和公民社会的监督，缺一不可。

他表示，若我国目前有独立警察投诉与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就可保证警方滥用暴力的案件不会再发生。

惟他也说，若空有投诉机制，但人民却不了解他们在联邦宪法和法令下所拥有的权力，那仍不足够。

“不管他们被警方打多少次，可能他们只会承受这种暴力，因为他们不知道自身的权利。”

因此，他认为，公民社会必须提升人民在这方面的醒觉意识，确保人民了解自身的权益。

沙立占继续说，公民社会也有必要监督执法单位的表现，并将他们所有滥权行径记录下来，因为当权者其实非常希望人们忘记他们过去所犯下的错误。

“他们要我们忘记，但我们千万不可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