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球近年极力消除男女教育差距，但一些国家如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女性参与劳力市场比率和收入，却在在证明性别平等的议程仍未达标。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更在于政府未支援托儿服务，导致低下阶层女性婚后被逼退出劳动市场。

在国际妇女节前夕，马章武莫州议员李凯伦昨晚在服务中心主办了一场《两地穿梭：女性主义在香港及马来西亚的实践》讨论会，邀请来自香港和本地的性别平等推手，从政策、性暴力、家务劳动和政治等方面分享亲身的参与经验，让两地经验互相映照和借鉴。

3名主讲人分别是香港新妇女协进会主席陈效能、香港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主席霍婉红和公正党十八丁州议员蔡依霖，主持人为刘嘉美。

仍面对同工不同酬

负责主讲“女权当道？——从香港两性状况到性别观点主流化的实践”的陈效能（右图）从教育、劳动市场的参与和收入比较，检视香港的两性是否平等。

她说，虽然从1986年至2012年接受大专教育的香港女性，跟国际趋势一样有增无减，但2012年按性别划分的各职业者比率显示，经理／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士中只有33.1％和37.6％为女性。反观，女性分别占了非技术工人和文书支援的65.5%和72.9%。

她接着举例，受大专教育的香港女性收入（中位数），虽然在2001年至2012年期间已从2万增至2万2000港币，但仍低于的男性3万港币薪金。

“有人说香港没有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我说很严重。教育机会增加了，收入差距依存。香港有禁止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反性别歧视条例，1995年通过后隔年生效。但为何同等的学历和智慧，男女的收入仍有差别？”

中产家庭依赖外佣

陈效能也是香港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她出示婚姻状况和性别划分的劳动人口参与率图表点出，未婚男女劳动参与率很相近（约70%），但男性婚后的参与率提高，已婚女性却降至不足50%。

她解释，那是因为香港政府极少资助托儿服务，15%的家庭聘请来自菲律宾和印尼的海外家庭佣工照顾孩子。否则，无法分身到外工作。

“无论如何，很大比例的低下阶层家庭或女性却负担不起，只好依赖亲人照顾或留家兼职。但工作保障和收入偏低，有者被逼退出劳动市场。”

此外，她说，如今许多香港男性到中国娶妻，但持单行证的配偶往往受到不友善对待。有者觉得，她们享受香港政府的福利照顾却毫无贡献，反对改善她们的福利。但事实上，她们没能力聘请家庭佣工的经济，根本无法出外就业。

表面推动性别主流化

陈效能表示，香港政府2001年为了回应《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的要求，在劳工福利局下设立了妇女事务委员会。但委员会无实权，只做一些推广工作和制作网上电台的节目，鼓励女性自强。

“委会也在政府的部门推动性别观点主流化，要求落实计划时考量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听起来很不错，但4年后没什么事发生，因为并非强制。”

“虽然有19个政府部门响应推动，但只做一些类似清单的表面功夫。他们没去比较，使用清单与否的差别。他们出版了一些书籍，仿佛做了很多东西，实际上什么都没做。”

“他们没有政治决心解决女性，特别是婚后妇女若要到社会工作，孩子由谁照顾？如今，完全是使用私有化的观念去看待生儿育女的问题。你有钱的话，就找一个被边缘化的海外家庭佣工来照孩子。”

”更大的问题是，为何没有人提由男性退出劳动市场，在家里带孩子？这是不能提的，因为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在香港很强。”

借邻里互助剥削女性

参与香港天水园社区发展网络，倡议政府支援托儿服务的霍婉红（右图）指出，香港政府目前在儿童照顾上的支援确实相当不足，导致女性无法工作及生活素质受影响。

“香港奉行补救式的福利主义，凡事最好由你自己‘搞掂’（解决），你真的很‘不掂’才来找我。所以，托儿变成只是家庭的责任，受资助的托儿服务极为不足。”

“在香港，为0至3岁幼童提供的资助全日制独立幼儿中心名额只有690个，使用率为百分之百、占同龄儿童人口不到1%。其余年龄的托儿服务名额，加起来也不到1万个。结果，很多基层妇女在缺乏选择下，被迫留在家里从事无酬劳的照顾工作。”

她说，政府2008年推出“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协助托管0至6岁的儿童。不过，计划其实是假邻里互助之名，由儿童的家庭给18至20港币（低于每小时的最低法定工资）予保姆，变相剥削并贬低妇女的劳动价值。

“你说不符合最低工资，他们辩说这是义工。”

要求公共化托儿服务

霍婉红（右图右）指出，托儿支援倡议计划觉得，托儿服务不足已妨碍了妇女的就业，而儿童照顾义工化则剥削照顾者的劳动价值和就业就会。

“这种私领域的照顾工作，强化了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利处境，或所谓贫穷女性化。”

因此，接下来要建立一种照顾儿童应由家庭和政府分担责任的观念，必须由政府津贴。而且有别于扶贫，女性照顾儿童有劳动价值，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将之纳为国家生产总值的一部分。

针对马来西亚或没经济能力为全民提供托儿所，她说，这终究是优先选择的问题，民众总不会觉得国家经济不够强大，而暂放弃接受高素质的教育。

女性年龄层影响参与

蔡依霖在分享马来西亚女性参政的起落时指出，公正党妇女组内25岁和60岁以上的活跃分子相对少，因为前者处于成婚的年龄，后者则要开始照顾儿孙。

“你可以看到，女性的年龄层会影响她们在社会活动、政治和职场的参与。”

“朋友的丈夫说，我们这种女强人很恐怖，会教坏他们的妻子。其实，我们谈性别平等不是要解放女性，也是要解放男女性，不要让大家都活得这么累，难道为父者不想与孩子有更多互动和交流？”

否则，她说，婚姻将仿佛是女性的坟墓，尽管有者希望陪同孩子成长，但在大马政府缺乏完善的育儿政策下，大部分女性最终并没有选择权。

能出厅堂仍要进厨房

此外，蔡依霖（左图）点出，现代的女性虽“出得厅堂”，但传统的观念仍觉得“要进得了厨房”，同时需要要比男性强，才能争一片天。

“每一年妇女节，马来西亚政府都会颁奖给十大杰出女性。偶尔，我觉得此举让我们女从加倍压力，是否都要这样兼顾家庭和职场才了不起？”

“身为女性州议员，我认为，有需要推动家庭分工的课题。若没改善，往后结婚时也会面对相同的问题。如果我们能从政策面去能改善环境，或许我们可以结婚得比较不压力。”

无论如何，她引用2012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表示，目前马来西亚女性参政比率仍偏低。马来西亚在的135个国家中屈居第100名，政治参与方面最低分。222名国会议员和505名字州议员中，只有22名和58名是女性，占大约10％而距离30%代表性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