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于今年2月发生一宗家庭惨案，一名名为艾妮斯（Agnes）的印尼女佣割喉杀害雇主的两名小孩，5岁的郭家翃和1岁半的米尔文（Melvin Selvan Joseph）后再自刎，引起社会关注。

在案发后，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前部长莎丽扎建议，人力资源部必须向所有的女佣推行长达6个月的精神检查，以减少女佣在承受身心压力或紧张后发狂的可能。

虽然莎丽扎这番建议，似乎是为这个社会问题解套，但在学者傅向红看来，莎丽扎是借用精神问题的标签，来回避更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症结。

“你为什么不去谈女佣的福利？她有没有工人的权利？她能不能够组织工会等等。这些你都不去谈，你直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标签她精神有问题，她需要被管制。”

“你用一个医学技术来解决更复杂的社会问题，本来国家政府需要有更完善制度来保障工人权益，这个部分都不见了。”

为美化市容囚禁流浪汉

目前是理大社会科学院博士候选人的傅向红（右图），昨晚在“道德空间的治理：马来亚英殖民精神卫生史，1829-1946年”专题演讲上，以这个案例点出当权者如何利用精神卫生（mental health）来管制弱势群体。

傅向红在两小时的演讲与问答环节中，以政治与文化角度，向出席者追溯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定义、管制和应对精神卫生的来龙去脉，并强调精神疾病并非源自客观的医学观点。

根据其说法，英殖民政府是在19世纪末开始，以美化市容之名，把街上无所事事的流浪汉归定义“疯人”，并将他们关进监牢，直到1829年在槟城建立首间精神病院后，才将精神病患者与罪犯分开囚禁。

职业治疗迎合资本生产

傅向红说，精神病院也迎合英殖民政府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病者提供“职业治疗”，让他们从事经济生产工作，并将制造的产品售出，以减轻病院的财政开销。

此外，这些病人还会接受基督教的传教，若是吸毒者就会接受冷浴治疗，甚至一些病者会接受电疗。

但是，由于当时精神病院居住环境糟糕，因此病患者的死亡率，比一般在外头生活的人，高出3倍至10倍。

她指出，紅毛丹精神病院原本住有5000多名病患者，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有逾3000人在历时3年多的战争中丧命，而最后留在病院内的，只有400至500人左右。

“一方面是资源不足，另一方面是他们根本不被视为具有平等权力，有价值的人。他们就是被视为（社会）不想要，没有生产力，在街上游走的游民。”

精神疾病起源不断改变

傅向红说，到了20世纪，英殖民政府对精神卫生的管制，就不仅限于清理街上的流浪汉，反而还管理人们的道德。

“他会告诉你，不要抽鸦片，不要喝酒之类的。”

关于精神疾病的起源有着不少的辩论，根据一些人的说法，精神疾病和性病是相关的，后来这个说辞一再改变，变成精神疾病与饮酒和性病有关。

傅向红解释，由于当时欧洲人认为，性病是只有欧洲人才会患上的“文明疾病”，但在看到华裔移工也会患性病后，才改变对于精神疾病来源的解释。

“它反映的其实是，英殖民者在面对亚洲人时会把他们当作‘非我族类’。所以他们在解释这些人的时候，会认为欧洲人比较优越，亚洲人比较不一样。”

禁娼管理精神卫生遇阻

傅向红继指，精神病与性病也与当时英国的精神卫生运动有关，一群教会人士、医生和女性团体结合一起，促政府管制人们的性生活和精神卫生等。

她说，这个运动在18世纪已达到巅峰，并于20世纪才传到马来亚，而这些非政府组织要求英殖民政府禁娼，理由是娼妓业不但导致生理疾病，也衍生很多社会罪恶问题，“有损种族尊严，违反种族良心”。

由于当时的华裔移工的性别比例不均，男性远远超过女性，因此一些华裔甲必丹也会提供娼妓，满足这些移工的性需求。

“在精神病院中，大部分病患是华人，占了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是印度人。马来人是非常少的，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不过，这个精神卫生运动在马来亚却遇阻，理由是娼妓业是英殖民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因此英殖民政府最后只在华人移工主要聚集的苏丹街，设立性病检查站。

精神疾病没有客观定义

因此，傅向红强调，“精神疾病”在过程中的定义，其实是依据殖民者的需求，加上医生要树立权威所影响。

“就连医学本身对于精神病的诠释，是受到更大的政治经济驱动力所影响。我不认为有所谓客观的定义。”

“只要你牵涉到人的诠释，就很难有客观的定义。”

她举例，自闭症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定义，因此她质问，这个病状类别是如何定义？

警惕疾病定义医师权力

纵观精神卫生的历史，她奉劝人们，要对精神疾病的定义和医师权力，要保持基本的警惕。

“即便他（医师）可能有时是对的，但他所拥有的权力，很容易发生一些状况，对很多事情误判和标签，造成负面的影响。”

资料稀少零散难以搜集

尽管本身的讲题是从1829年至1946年涵盖118年的历史，但傅向红坦言，若将这个时限缩短，“我什么都不用写了”。

她进一步说，由于对于精神卫生的文献与资料非常少，因此自己将主题年限设定如此之长，也只收集到一点点资料，足见难度之高。

她说，主要原因是大马方面没好好归纳与收集英殖民时期的相关资料，加上有很多档案是散落在新加坡与英国不同的地方。

她也透露，由于中文文献的档案索引欠佳，因此她所收集的资料，全都是来自英文文献，如当时的报章和官方资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