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四事件发生至今转眼25年，虽然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维权人士认为，中国如今空有物质发展，精神层面却“一片空白”。

我国著名维权组织人民之声执行总监叶瑞生（右图）指出，自从六四事件后，中国青年噤若寒蝉，不再谈论民主人权等理想，反而专注赚钱，导致中国民运在这些年来断层。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维权运动，在过去25年历经千辛万苦，才慢慢建立起零星的抗争。”

他表示，虽然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但这些年来空有物质发展，精神领域“一片空白”。

他表示，这个高度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导致中国忽略了工人权益和环境等议题，甚至贪污和贫富悬殊问题也越来越糟糕。

“我们看回，当年学生的诉求是合理的。今天（中国）不只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

中国尊重人权影响大马

叶瑞生是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反思89年天安门民运”讲座上，如此表示。这场活动吸引近50人出席，另一名主讲人是70年代学运领袖希山慕丁莱益斯。

这场讲座是“民主殇，六四痛——天安门事件廿五周年纪念活动”之一，是由马来西亚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工委会所举办，《当今大马》协办，活动地点是在吉隆坡戏院街（Jalan Panggong）的艺术家自主空间。

叶瑞生指出，由于中国在东南亚有很重要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利益，因此，中国是否尊重人权，对马来西亚很重要。

他继指，若中国决定以强硬的手段来解决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那将影响整个东南亚。

他表示，随着中国日渐强大，中国政府很久以前促“外人”不要干涉其内政的说辞，现在已经站不住脚。

“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今天中国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全球化的环境里面。”

“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影响到其他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将会影响到全球的政治、经济、环保和各方面。所以，我们不可能放任一个国家去破坏全球重要的议题。”

若不正视六四仍是弱国

他表示，既然中国不断要求日本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犯行径，道歉及还原真相，那中国也应该用同一原则，针对六四事件向中国人民道歉及还原真相。

“中国这个那么强大的国家，如果没有办法正视这宗25年前的事件，我觉得，不论中国在经济上是多么强大，它基本上是一个很弱的国家。”

1989年6月4日，中国天安门广场发生一起震惊全球的血腥事件，中共政府将坦克车开进广场，以武力镇压在那里追求自由民主中国的大学生，造成无数死伤，而这起惨剧迄今仍未获平反。

没有结合农工失败收场

作为前学运领袖，希山慕丁莱益斯在回顾这起四分一世纪前的惨案时表示，尽管他肯定当年学运的努力，但全球的学运都犯了一个错误，即没与更庞大的劳工或农民结合，结果往往以失败告终。

“我今年60岁，我回顾这些事情，这些年轻人无法推翻政权，他们犯的所有错误，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忘记（前中国主席）毛泽东所说的：‘你必须要有盟友’。”

以为自己站在世界巅峰

他举例，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学运、他本身在70年代所发起的学运，还有1999年烈火莫熄运动，都是因为当时的青年及学生没与工农民结合，最终以失败告终。

“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没与更大的力量结合。我们以为，我们是18岁、21岁、22岁、23岁，自己站在世界最巅峰。不，其实还有其他更强大的力量。”

“在天安门只有年轻人，他们没有与工人结盟，没有（其他）人在那里（天安门），所以是不可能推翻中共政权的。”

“你必须记得，它现在（中共）有6800万名党员，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党。每名党员都有切身利益。”

“藏镜人”在背后掌权

希山慕丁莱益斯（右图）曾于70年代担任马大学生会总秘书，他因参与1974年华玲事件，声援当时的贫苦的农民，而遭政府下令逮捕，导致他被逼流亡海外20年，直到1994年才回国。他在回国后旋即被政府以内安法令扣留2周，而在烈火莫熄运动后，他于2001年被指要以暴力推翻政府，再度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长达2年。

希山慕丁莱益斯也说，在任何发生革命抗争的国家，一旦政府决定镇压群众，决定者必定是所谓“暗势力集团”（deep state）的“藏镜人”。

“这个情况在哪里都可看见。我看见在法国、天安门和雅加达发生，我也在突尼西亚和摩洛哥看见，这些决定如何出现。”

他举例，在马来西亚，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在退休前，根本没人见过其真面目。

他表示，一个政权为了保住权力和避免打开先例，因此绝对不会答应施压团体的诉求，犯错后也绝对不会认错。

“它不会认错，更糟的是，它不会发表任何声明，以否决你的诉求。”

吾尔开希入院无法连线

这场讲座原本是安排当年的六四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左图），通过网络视频发言，但主持人陈慧君表示，由于目前身在东京的吾尔开希今早身体不适，因此无法与出席者交流。

不过，吾尔开希也特别录制了一支短片，向关心此事的大马朋友问好之余，也感谢他们支持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

大会也在讲座开始前，播放吾尔开希上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短片。

幸存但负罪感陪伴一生

吾尔开希在访问中忆述他于1989年所领导的学运，指自己没有在六四带头牺牲生命，令他背负着“幸存者的负罪感”。

“在六四之后，我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陷入极严重的情绪近乎崩溃，极度地绝望，也很沮丧，很沉沦，觉得对自己没死这件事，觉得不能原谅自己，总觉得不能原谅自己，总觉得自己应该是在第一线挡子弹的人。”

但他表示，在朋友劝他活下去，以将此事告诉全世界，并继续逝世者的遗志，他才坚强活下去。

“也许是抱持这样的想法，即使在背负这种极大的幸存者的负罪感的时候，今天仍然有坚定的生存意志是来自于此，就是来自于使命感。我相信负罪感会伴随我一辈子。”

促中共要大胆政治改革

询及若有机会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对话，会告诉对方什么，吾尔开希说，他会建议习近平走台湾模式，否则就是学习中国领导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精神，进行政治改革。

“记住，改革曾经是救了共产党一命的灵丹妙药，今天你们所面对的所有挑战，同样可以用这个灵丹妙药来解决。但这一步要走的是政治改革，不要害怕。”

吾尔开希坦言，本身希望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中共能早日离开历史舞台，而这也是还在世的学运分子告慰六四英灵的唯一方法。

“可是，如果共产党因为贯彻改革，又得到30年的寿命，我吾尔开希是愿意接受这个不幸结果的。”

现年46岁的吾尔开希是维吾尔族，他在六四事件后流亡海外，虽然目前定居台湾，但仍遭中国通缉。